信息开放后，封锁就变得无从谈起。掩盖、删除可以改变结果，但无法改变结果的结果。

北京开会，VIP们的行程是保密的，但交通管制的预告几乎预播了车队的路线。

这个例子也是，半岛领主来访是保密的，但是很多公开信息都是无法掩饰的。

区块链、比特币就是这个道理，删除一个东西，删除本身也会留下痕迹。这个痕迹反而永恒地证明了删除这个动作曾经出现过。

除非退回蒙昧时期，否则再强的手段也无法完全掩盖信息了。

开放，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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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斯纳是我在人大法学院读本科的时候很崇拜的学者。那时候似懂非懂的读他的作品。2009年年底，他的《资本主义的失败》在国内出版上市。这本书写的是“次贷危机”。读时就想，三两年后，应该重新读一读，看看波斯纳的预言对不对，这本书能不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近期整理旧时笔记，重新翻了翻这本书。波斯纳几乎准确预测了次贷危机后这几年的萧条。特别是关于危机的阐述和预言，几乎可以完全套用在中国的身上。

2

波斯纳在书中将经济危机分为三类，大概可以概括为：偶然型、政府诱导型、泡沫破灭型。

偶然型的经济危机是指“市场常规运行之外的某种未预见到的经济冲击打破了市场均衡”。最典型的当属2001年“9·11”事件导致的短期衰退。2000年后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在“9·11”以后被加速放大。但整体来看，这类危机的危害时间最短，危害性最小，也“最没意思”。

政府诱导型的衰退是指在政府的主动干预下，经济出现一定的衰退。最典型的例子是80年代前期的美国。美联储为了打破长期的高通货膨胀，大幅提高美元利率，导致短期内经济出现一定的衰退，失业率在1982年甚至一度超过了10%。在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为了尽快解决起始于80年代末的高通货膨胀问题，人民银行大幅提高了人民币利率，国内过热的经济在短期内迅速“软着陆”，开启了江时期到奥运会的繁荣十年。这种经济衰退不能归责于任何人和机构，同时，“对于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也有一定益处”。

3

第三种衰退是最危险的。“泡沫破灭型”经济衰退由投资泡沫的破灭引起，是一种由内部发生的经济萧条。包括1929年的萧条和波斯纳书中所说“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萧条”都属于这种类型。

这里指的“泡沫”是指某类资产的价值骤然升高，而这一变化又不能通过任何基本面的变化予以解释；同时，这类泡沫往往是由错误的信念造成的，人们错误地相信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例如人们会错误的相信基于人口增长或产品质量提高，需求出现了根本性的增长。无论是郁金香还是南海公司亦或是国内的君子兰、鹦鹉，皆是这种错误信念的产物。

4

春去冬来，潮涨潮落。繁荣萧条的经济周期就如同日出日落，累了就要躺下睡觉，睡够了自然会起床。看着走强的道琼斯指数，2009年睡下的美国已经开始醒来，准备迎来精力充沛的早晨。我们呢？喝下了四万亿的咖啡因，在该睡觉的时候又熬了一夜。

5

波斯纳的书名叫《A Failure of Capitalism》，不是《The Failure of Capitalism》。当年即有译者探讨二者的区别，似乎中译名为《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要好于《资本主义的失败》。也许还是大而化之《资本主义的失败》能够更好的按摩国内某些人的心理，有利于让这本书尽快通过内容审查，与读者见面吧。

现在看来，可能还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更准确的概括了波斯纳当时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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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史中，窝阔台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身处富贵之中，却明白穷人的忧愁。他贵有天下，却认为自己有钱和的臣民有钱对他来说是没什么区别的。窝阔台认为，天下一切财富，自然不都属于他吗？他把钱给人，钱还是会回到他那里。金钱是应该流通的，如是它才能使人享福。

Joachim Barkhausen的《苍狼帝国》一书讲述了这样一个圣经寓言式故事：

有一天，窝阔台与妻子外出，途中遇到一个乞丐。窝阔台当时身上没有带钱，就叫他的妻子摘下奇美的耳坠给乞儿。他的妻子不肯，并说可以让这个乞丐明天到宫里来。窝阔台于是说了句足可以让世间一切慈善机构当作格言的贤明的话:“你以为一个穷人能等到明天吗？”如此，乞丐得到了这副耳坠，并把它卖给了一个商人。第二天，商人进宫将耳坠又献给了皇妃，以表示他的忠忱。窝阔台知道后，“欢喜无状”。

读完故事顺便腹黑一下：不知外出的“妻子”是否就是受贡的“皇妃”。如果是，这就是蒙古的新旧约；如不是，那就是蒙古版的甄嬛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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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剑桥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是由三个国际学术大师组成的：罗素、摩尔、魏斯曼。三个人在答辩前一直漫无边际地讨论着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里的问题。时间很长了，还没有哪个敢开口问博士生维特根斯坦一个学术问题。

这时罗素开口了，他转向摩尔说：“继续，你必须问他几个问题，你是教授。”摩尔表示还没有弄懂维特根斯坦的问题，这时维特根斯坦含笑走到摩尔与罗素面前，拍拍他们的肩膀，笑着说：不要担心，你们永远都弄不懂这些问题的。

博士论文答辩就以这样的方式通过结束了。

想要思考是一回事，有思考的才能则是另一回事。——维特根斯坦

陷入哲学困境就像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却又不知道怎么办。想从窗跳户出去，可是窗户太小；试着从烟囱爬出去，可是烟囱太高。然而只要一转过身来，他就会发现，房门一直是开着的！ ——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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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杂杂地，把年初看完的《文学回忆录》笔记摘要贴上来了。从没这么读过一本书。千余页的硬壳书，敲打了260条笔记。掩卷，竟有种不舍萦绕心头。陈丹青在书中引用了一首木心诗作，照录这里，致敬木心。

——第1101页

以下为本书笔记：

·人问苏格拉底该不该结婚。他答：两种结果都会懊悔的。

·比喻，总是跛足的。

·知识本身就是高强度的压力。

·艺术上从来没有你死我活，只有你活我活。

·规律背后，有命运在冷笑。

·记，比读书还要紧。

·唐诗宋词，多少爱情，没有一篇讲＂我爱你＂。

·走在正道上，眼睛看着斜道，此之谓博大精深。有人走正道，一眼不敢看邪道。有人走正道，走着走着，走邪道上去了。

·使徒保罗说：＂看得见的东西是被看不见的东西主宰的。＂

·垮掉一代是吃饱了叫饿，睡足了失眠。

·不是人多就必有天才。蚂蚁再多，不会出个钢琴家。

·中国的公园，许多人在那里弄气功，抱住树，晃头——那是怕死，没有别的意思。穷凶极恶地怕死（说着，学抱树晃头的动作）。他们心里在想：一个呢，这样可以不死，一个呢，这样不花本钱。

·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信。信呢，是写给别人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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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我同情革命。但我知道有一天无产阶级会把艺术打得粉碎。

·西风一到中国，就变成东风——西方军大衣、“派克”（Parka）大衣一进口中国，北方人就叫“皮猴”——在中国，儒家意识形态深深控制着中国人的灵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都曾反孔，最终还是笼罩在孔子阴影里。中国的集体潜意识就是这样的，奴性的理想主义。总要找一个依靠。真正的思想家完全独立、超党派，中国没有。

·大抵富家子弟，行文素净是不祥之兆，要出家做和尚的。

·敏于受影响，烈于展个性，是谓风格。

·农民怕上小当，革命来了，上大当很起劲。

·中国的近代文学：琳琅满目，一片荒凉。把俄国和中国比较，中国在世界之外。

·写当代，写出过去，意味着将来，就可永恒。

·一个人到底适合做什么？要靠他自己去选择。选择对了，大有作为，选择错了，完了。三十而立，指的是选择对了。选择错了，是＂三十而倒立＂。

·文学艺术在极权下成了丫头，一边歌功颂德，一边长期愚民。

·郭沫若有诗说：要把红旗插遍全宇宙。我听了，说：你去插！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没有眼睛的。群众还没有记忆。

·当时（1908年）俄国流行一种说法：“革命和艺术不相容。”……最早有这先知的，是海涅。他和马克思为友，可他看到巴黎公社起来，哭了，他说：革命起来以后，我所爱的艺术就完了。陈伯达还在报告中说：海涅在革命起来后，吓破了胆。

·上海解放前，我也觉得上海是个罪恶的城市，可是一“解放”，水清了，我知道我错了。个人主义的空间也没有了。

·个人主义，我归结为：自立，自尊，自信。你不能自立，就无法自尊。不能自立自尊，何谈自信？

·诗是天鹅，哲学是死胡同。天鹅一展翅，全部碰壁。哲学家全是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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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说：“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原话是：“人是一支芦苇，自然界最脆弱的生命，不过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

·拉罗什富科：“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

·古代，最后一条路是隐退，或做和尚，或进修道院。中外皇帝不约而同都给你一条退路，但到我们，没有退路了。

·我说：“恋爱总是成功的。”为什么呢？你爱，那就成功了。哥德曾说：“假如我爱你，与你无涉。”全世界欣赏这句话。

·翻译是对原著的杀害。

·曹雪芹只有过和不及，高鹗则是错与误。

·我们面临两种贫困：知识的贫困，尤其是品性的贫困。……没有品行上的丰满，知识就是伪装。

·不要去参加任何主义。大艺术家一定不是什么主义的——莎士比亚什么主义？

·年青人无私无畏，其实私得厉害、畏得厉害，只有那点东西，拿掉就没有了。

·凡是得到世界声誉的苏联作品，都是写＂人性＂，……是不服从＂党性＂。

·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一群先锋战士高喊：“把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扔到大海去。”中国十年“文革”，号称八个样板戏，一个钢琴协奏曲，一幅油画，横扫西方资产阶级的全部艺术。结果是马雅可夫斯基自杀，江青完了。

·博学虽然可耻，但使人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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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总是以误解当做理解，一旦理解，即又转成误解。

·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

·唐是盛装，宋是便衣，元是裤衩背心。拿食物来比，唐诗是鸡鸭蹄膀，宋词是冷炒热盆，元曲是路边小摊的豆腐脑、脆麻花。

·古人说，少年读书如窗中窥月，壮年读书如阶前仰月，老年读书如山顶望月。

·马克思说人类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我认为人类只有知与无知的斗争。一切只会都是从悲从疑而来。我不知道此外还有何种来源可以产生智慧。

·说到底，悲观是一种远见。鼠目寸光的人，不可能悲观。

·希腊人看完悲剧，心情沉重，得到了净化。中国人看完了大团圆，嘻嘻哈哈吃夜宵，片刻忘其所以。

·我激赏尼采的话：体系性是不诚恳的表现。

·写作是面对上帝（艺术），讲课是面对学生（朋友），演讲是面对群众（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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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先生不喜欢孔子，不喜欢儒家。寥寥几笔，直击心窝：

孔丘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一言以蔽之：他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

孔子，既不足以称哲学家，又不足以称圣人。他是一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奇在内心复杂固执，智商很高，精通文学、音乐，讲究吃穿。他欲望强盛，种种苛求，世界满足不了他，他一定要把不可告人的东西统统告人。

而他又欣赏陶潜，笔记中与陶渊明不自觉的隔空互动，更显今古合一的灵气：

他不是中国文学的塔尖。他在塔外散步。我走过的，还要走下去的，就是这样的意象和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风筝”，我就像脱线的风筝，线断了，还向上飞。陶先生问：“不愿做塔尖么？”我说：“生在西方，就做伊卡洛斯，生在中国，只好做做脱线的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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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有趣的小孩子在学校走，突告母亲、姐姐送伞来，必羞臊，这是心理。小学，性质上就是伊甸园。儿童有儿童的浪漫主义，一时出现父母，即拉回现世。天堂人间不能共存，世俗和理想难以沟通。

·从西方史诗到中国《诗经》，充满比喻，几乎是靠比喻架构完成的。从前的政治家、大臣、纵横家，劝君，为使其听，用比喻；对下民说，知其不懂，也用比喻。——说明人类的智力还在低级阶段。

·人类总是以误解当做理解，一旦理解，即又转成误解。

·博物馆是人类的食篮，永远吃不完，是最佳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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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当年的知识范畴如何？很狭隘。希腊人不知道世界史，不知道世界地理，不知道其他种族。希腊的得天独厚，是正确、有力、美妙的文字，表达了不朽的思想。从前有一说：诗人不宜多知世事。希腊整个文化艺术像是一个童贞的美少年。想起希腊，好像那里一天到晚都是早晨、空气清凉新鲜。整个希腊，是欧洲觉醒前的曙光，五百年光景，是西方史上突然照亮的强光。

·希腊是偶然的希腊、空前的希腊、绝后的希腊，希腊的现在，已糟糕。

·希腊精神是健康的。一开始，他们的诸神之上就有命运。从国君到国民，心照不宣地将命运置于诸神之上。希腊的潜意识，是无神。

·文艺复兴，似乎复的是基督教之宗教，其实复的是希腊精神。希腊精神是他们在宗教画中大量夹带的私货。

·希腊悲剧的通识与基调，是一切都无法抵抗命运。

·凡是健全高尚的人，看悲剧，即骄傲又谦逊地想：事已如此，好自为之。一切伟大的思想来自于悲观主义。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一开始就悲观、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中国、印度、埃及、玛雅、波斯，众神像代表权威，恐怖，要人害怕、慑服。只有希腊人崇拜美丽的权威、美丽的众神。维纳斯、阿波罗，为什么美？那根本不是一个人。美，最后带来人格的美：勇敢，正直，战死不丢盾牌。为什么美好？美就是快乐。

·知名度来自误解。

·宗教总是从情理开始，弄到不合情理，逼人弄虚作假。

·全世界的理想主义都有目标。耶稣的理想主义毫无目标。

·任何流传的信仰以误解始成。

·行善结果归功天国，易被人误解利用，偷换概念。雷锋做好事，归党，即此。

·不求甚解就是一种解。

·耶稣以圣人之心度凡人之腹，圣人很苦恼，凡人做不到。

·发誓本身已是取巧、窍门，真正的善，不必誓，否则已带有欺骗性。

·吓倒你，不彻底的，使你惭愧而悔改，才是真的征服。

·在智慧层次上，宗教低于哲学：宗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低层次的，平民的，乡愿的。善之可爱，即因无报偿。

·善人有度量，有远见，看到将来，是扩大利益、缩小弊端之人。恶是无远见的，只顾眼前，不容异己。

·弄虚作假的人其实是麻木的。他们鉴貌辨色，八面玲珑，而对自然、宇宙，极麻木。真正敏于感受，是内心真诚的人，所以耶稣见百合花就联想到所罗门。

·基督教是个人主义，西方知识分子易相信，爱人如己。中国知识分子爱信小乘，终身做起。愚夫愚妇信大乘，要上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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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认为色诺芬写不好苏格拉底：

色诺芬写过苏格拉底，不敢恭维。柏拉图写过苏格拉底，帮苏格拉底忙，色诺芬帮苏格拉底的倒忙。

木心表白对古希腊三人作为真理化身的的崇敬：

生在后现代的人，如何研究这三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实是在找真理。至今，还有真理埋没在他们身上。我不忍盗墓，愿代客盗墓，不取分文。

木心更爱《新约》：

到目前为止，《旧约》不敢说读过几遍，读《新约》，无论如何超过一百遍。这不是故意求纪录。比如你与一个杰出的人物交朋友，几十年交往，谈话几百次，有什么奇怪呢？而《旧约》好比是外公外婆家，我不常去，去也是为看看舅舅的儿子女儿（即《旧约》中“诗篇”“雅歌”），和外公外婆礼貌性说个三言两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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