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一直以为罗布泊是科研人员是温室中的英雄，可以躲开一切风波。

我国原子弹正式起步研究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渡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小时后，肚子抗议了，于是有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人挖出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又埋头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颗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就奖励谁几两粮票。

核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现场回来，途中买一点青色的杏子，回到院里送几个给我。因快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我既没有洗手，也没有洗杏，马上送到嘴里，是苦是酸是涩，也未来得及感觉，但觉得有了点力气，就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说了一句：“光亚司令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在那大戈壁里，条件本来就很苦，在那三年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断炊。罗布泊本来植物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不得不向内地求援：

“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摘自杨继绳：《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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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新华社前副社长崔济哲的父亲崔柏森是一位微生物专家，1961年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崔济哲日后详细记载了大饥荒时期的日常生活。大笔杆子的笔尖确实生动。八卦一个，崔济哲已于2010年被免职。（via）

1961年，人们已经饥饿到了顶点，我们家吃过米糠窝窝，野菜粥，榆树叶团子；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回些酒糟，我家吃了几天酒糟窝窝头。能吃的吃了，大家还都感到饿，天天饿得前心贴后背。那时候感到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饱，吃什么都行，只要能吃饱就是神仙。

有一天，我听到父母在吵架，准确地说是似乎是母亲在和父亲吵。母亲在低低地哭泣，在数落父亲：你每天吃饭，就只扒拉两口，光喝白水，能行吗？你这么高的个子，这么大的人，办公室老孙跟我说，你几次头昏得差点支持不住。父亲说话低沉缓慢：你不也把那几口饭尽量剩给孩子们啦。哲儿他们是男孩子，运动量大，正在长身体，我们少吃口也到不了哪去。再说，你也不能这么刻薄自己，瞒过别人还能瞒我，你也浮肿得快到膝盖啦！母亲抽泣着说，你看看你浮肿成什么样子了？小腿上一按一个深坑，蹲下都不敢马上站起来。老人们说，男怕穿鞋，女怕戴帽。你浮肿的都快到膝盖了！听说现在医院里一看你们男的肿过膝盖的连收都不收，叫回家等着……母亲深深地抽泣，沉重地呜咽。我只感到两行热泪顺着眼角流下去。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我和弟弟都背上破篓子上六里屯农村或鬼子坟地去撸榆树叶或挖野菜。那时因饥饿，学校已经不得不改成半部制了。母亲准备了两个大盆，我们弄回的树叶野菜洗干净，用热水焯了就放在盆里泡，把那些苦涩的叶子汁都发出来。有时候星期天，母亲会和我们一起去野地里，她指挥我们捉蝗虫，挖地老虎，蝼蛄。有时候，累得母亲脸色铁青吐绿水。但每捉住一只大蚂蚱她都很高兴。母亲告诉我们，她在北师大念书时曾专门旁听营养专业的课，这些活动物都是人体需要的高蛋白，一个大蚂蚱就相当于一个鸡蛋。在这方面你爸爸胆子特别小，他最见不得这些小昆虫，我们就瞒着他。把它们剁成馅和树叶野菜包在一起，作上记号，到时让他不知不觉地吃进去。母亲想得真细啊。好几次我把作了记号的菜团子也给母亲递过去，母亲总是笑着不接，说我又不是够不到，拿起的是一个没有记号的菜团子。

摘自杨继绳：《墓碑》

附记：崔济哲已于2010年被免职。（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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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作家韦君宜在大饥荒时期供职于中国作协，夫杨述，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韦君宜日后用笔记录了这个高干高知家庭的饥荒岁月。文中加粗部分为后人加注。

我是1959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反动。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

“妈妈带我去吃饭馆。”

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

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摘自杨继绳：《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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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讲述了许多整风运动的细节。细节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许多当时的创造至今仍在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社会。挂一漏万，草记如下。

“社会关系”、“证明人”

在入学、入职、入党等正式的表格中，“社会关系”、“证明人”一栏一般都在第二页。个人信息表中填写社会关系，是延安的首创。长征结束，中共在延安站稳了脚跟。38年前后，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青年投奔（影视作品中的反映大多是此时）。40年左右，这扇大门关闭了。革命事业节节推进，“扩招”自然带来了内部整顿的需要。随着毛任命陈云、李富春负责中组部，康生负责中央社会部（厂卫部门），一整套文武兼备的审查制度形成。组织部在前，社会部在后，延安开始“审干”，人人过筛子。过筛子的方法就是在组织部门的要求下填表、写自传，写社会关系，写个人历史，写证明人。判断的方法有两个，第一是通过让同一人反复写，并不断细化细节，对比其中的不一致，第二是归拢不同人的不同材料，利用其中的共同点相互核对。

个人信息中填写社会关系，填写证明人，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如果清楚了当时的“整顿”、“审查”背景，不难看出其中潜在的有罪推定。“社会关系”、“证明人”这类格子，也是现存为数不多的“革命基因”了。

写笔记和写检查

现在的成年人在学生时代大概都写过检查。判断检查合格与否的标准往往是“对错误的认识深刻不深刻”。当然，深刻与否的标准又在于掌握强制力的人主观判断。写检查源于整风运动期间的“写笔记”。

王实味事件后，1942年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亲自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大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直到前几年的“保先”教育活动，“运动笔记”依然是一大法宝。只不过在信息化的今天，这种形式似乎只能形成热门关键字，很难触及灵魂深处了。

“写笔记”变为“写检查”并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确立于七大。1945年4月，毛彻底确立了一哥的地位。中共七大召开，党的许多高层领导人纷纷向毛做了检查：

4月20日，重病的王明向大会递交了长篇书面检查；
4月30日，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发言中，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4月30日，彭德怀在大会发言时自我检讨；
5月2日，张闻天（洛甫）向大会做了长篇检查；
5月3日，秦邦宪（博古）向大会作了长篇检查；

期间，刘伯承、叶剑英、杨尚昆、朱瑞等领导人纷纷自我批评。没有被要求做检查的要么是毛的亲信，如任弼时、康生，要么是刘少奇系统的人，如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人。“检查”至此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是一哥的“紧箍咒”。建国后历次党内政治冲突，必有“检查”的影子。这种方法最妙的地方在于，当时可以对当事人形成精神压迫，事后又是有字有据，长期留底，可谓标本兼治。

一脉相承，各级机关、学校也纷纷兴起这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一直至今。

等级森严的高干供给制

列宁式的党是罗曼蒂克的、乌托邦的。38年-40年前的中共即是如此，自上而下充满理想主义的俄式浪漫。38年到45年，毛用了7年成功改变了这一切。理想化的同志平等被森严的等级制取代。这种改造是成功的。当然，与其说把成功归因于毛个人出众的领袖天赋，不如说长期战乱和落后的中国社会为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没有长期的战乱，毛不可能利用军事才能压倒众多的知识份子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也不可能轻易将东方专制主义和斯大林极权主义强加于理想色彩浓重的中国共产党。

毛在党内站稳脚跟后，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完成了“定朝仪”的工作。众多规矩中，“高干供给制”最具现实意义。在任等人的操办下，一视同仁的党内生活被打破，干部按照级别开始吃“大灶、中灶、小灶”，生活中的等级差异随之固化。

“高干供给制”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首先，“高干供给制”是对党内反对派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留苏派进行的精神打击。乌托邦式的俄式干部看不惯等级制度，一面身在其中又不断受着物质差距的刺激。知识分子的气节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普遍的打击。

其次，它还是一种对农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合。军队中大量的农民将领非常欢迎等级制，认为这是一种“论功行赏”，是一种“按劳取酬”。“高干供给制”一面成为打击对手的政治武器，一面成为激励部署的薪酬体制，是符合当时在位一哥的政治需要的。正如王实味指出，等级制度“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王实味后被康生砍头，弃尸枯井，说话时已经是延安的“中灶”干部）。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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