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鸣大放期间，“右派”人士频频出言，有些批评直指毛个人。

陈铭枢批评：

“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

张奚若批评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

反右开始，针对二人的批评，毛泽东以雷霆万钧的口才压倒了二人文驺驺的批评：

“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亩产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问题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落后的问题。古董总是落后一点嘛！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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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时期，有段日子中央“带头不吃肉”。摘录几段有关的轶事。以下信息来自于各类公开资料。

李先念受影响，带头不吃肉

十年前，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曾说，收到了毛主席的影响，李先念带领中央财贸口部门真有一段时间不吃肉。2002年底，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吉林省一个资料室发现一个资料，是当时商业部副部长牛佩琮给吉林省主管财贸的副书记栗又文的一个电话记录。

电话记录如下：

栗又文同志：

先念同志通知，为了坚决保证完成今年猪肉出口计划，中央开会已决定不吃肉了，并且已从前天开始执行，中央对此决心很大，先念同志指示将以上情况转告各省财贸负责同志，现在中央财贸各部已从6月15日起，开始不吃肉了，特告，供参考。牛佩琮1960年6月15日上午电话通知

毛主席私人厨师的回忆

毛泽东的私人厨师曾回忆：

记得1960年的10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他又问：“你会做吗？”我说：“可以做做。”第二天，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五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1961年底。

主席的西餐菜谱

这些名为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鸡的上海素菜，基本上是豆制品，要达到较好的烹调效果，必须使用较多的植物油。这样一来，无论是脂肪还是蛋白质，都是十分丰富的，其成本也不比肉低。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年4月厨师为毛泽东制定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这里不妨抄录一下：

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何方的记录

党史专家何方曾在书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何方记载，这段信息来自《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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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

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

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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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主席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引发了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

问题提出，中国科学院党组立即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

“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

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月25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

只不过，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正式的书面报告：“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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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

在人们对“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全国青年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农业中的力学问题》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年9月25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万斤。

“因为看了钱学森的文章”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

因为看了钱学森的文章。

毛的回答固然有些推卸责任的意思，但科学家的危害确实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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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关于“大跃进”中“跃进”一词，其产生的过程是一波三折的，有些段子杂合其间。试整理如下。

人民日报“其功不在禹下”

1958年5月25日，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彭真送来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跃进”一词是这篇社论最早使用。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段话，称赞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词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几位） 科学家。

毛泽东5月26日上午7时

“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

在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处使用“跃进”这个提法。

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表扬《人民日报》社论，好像自己的专利权被别人侵犯了一样，连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并标明“跃进”这个词在第9页和第14页上。同时为自己反冒进的错误辩解，但辩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谦恭的，对自己首先发明“跃进”一词的估价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9页和第14页上提到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

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40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从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代会上发言，说那是“开始觉醒”，经过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的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立的是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大旗，破的是反“冒进”而“促退”的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的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1958年5月26日夜

看来，“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而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为了不埋没周恩来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功劳，毛泽东把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发给到会的人。

小平同志：

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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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8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表扬了范文澜的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会上，毛泽东站了起来，说：

“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这时林彪插话说：

“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反驳林彪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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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曾如此评论毛泽东：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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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党内的个人崇拜被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先若有所指地说：

“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

然后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其它人积极表态效忠。3月1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理论高度，他说：

“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没有权威是不行的。”

陈伯达引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以后说：

“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物。”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

陶铸说：

“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柯庆施说：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其他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

我们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有的说：

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

有的说：

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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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升级了iphone手机的系统。新版的iOS5中新添了部首选字功能。如图，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

在部首列表中，没有“王”部，只有“玉”部。由于部首列表首先依部首比划排序，所有“‘王’部”的汉字都被列到了5划的“玉”部。不得不说，苹果这一点上显得很有文化。

从来就没有王字旁

究竟应该是“玉”还是“王”呢？在《说文解字》中，这两个字解释很明确。

“玉”的解释是：

“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王阳明为其加注：“三画均正如贯，玉也。”

“王”的解释是：

“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谓王。’凡王之属皆从王。”王阳明为其加注：“中画近上，王者，则天之义。”

可见，二者含义完全不同。“王”表示的意思多是与宫廷、帝王相关，而“玉”则多与宝石、玉石相关。常见的这类汉字，大多与“玉”有关。如：

“琪”，美玉名。

“琳”，青碧色的玉。

所以，这些汉字的偏旁应该是“斜玉旁”，而不是“王字旁”。斜玉旁的汉字多有中正、贯通、高洁的含义，王字则强调“天命所归”。如果这个偏旁表示的是“王”，则“琼瑶”、“周瑜”、“公瑾”将纷纷失去翩翩美感。

“斜玉旁”的误会是如何产生的？

“王”表示王者、官者的人，玉字那一点强调是挂在这些人腰间的东西。二者是有关连的。写成偏旁部首的时候，玉字那个点的空间太小了，便简写成“王”。这个偏旁有个别名，叫“玉补”。

为什么很多人习惯把这个偏旁叫“王字旁”呢？

这个谬误的始作俑者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这两部新辞书为了配合简化汉字的需要，在偏旁部首列表中简单化的把“斜玉旁”归为了“王”部，未作任何说明。几十年下来，这一代人就习惯性的“王字边”、“王字边”了。说起来，这也是简化汉字的遗毒。

此次苹果的iOS系统升级，旗帜鲜明的纠偏，颇有些“墙里开花墙外香，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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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洞”在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冲西南约五公里，在他家的祖居附近。毛泽东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等先人安葬于此。毛泽东自己说：

“这是个好地方，小时候我在这里放过牛，打过柴，割过草，和小伙伴们打过架”。

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时，对随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

“小舟，这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你在这个地方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它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不知道是周小舟不会拍马屁，还是几个月后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而没有机会，毛泽东的要求没有下文。

1960年5月，毛泽东在湖南又同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起这件事。张平化很快拍板在这里大兴土木，代号为“二〇三工程”，迁出了在这里居住的农民，整个滴水洞地区封锁保密。

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

整个工程历时两年，1962年竣工。

在建设期间，正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韶山原东郊公社（后改为龙洞公社），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亡707人，占总人口的13.5%。陈赓公社的楠香和石匠两个大队死亡率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全县约死3万人。

摘自杨继绳：《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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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下班回家，总是近于夜深的时候。倒数第二班的地铁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左手边十步开外坐了个军人，上尉军衔，皮肤黝黑，携了个旅行箱，正在闭目养神，身体随车身的摇摆微微晃动，细一看竟很有节奏；对面坐了个乞丐，眼光漠然的盯着我，毫无表情，仿佛正在欣赏我的后脑勺。

车门开了，上来一个人，墨镜风衣不说，右手居然一直在怀里放着，左手手指随意弯曲，竟也显的如此狰狞。墨镜周围露出的皮肤仿佛诺曼底登陆后的海滩，崎岖不平。他看了看那个军人，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好像篝火中的灰烬被轻轻拨弄了一下，似有似无的摇了一下头；又看了看乞丐，墨镜上面的眉毛动了一下，随后又舒展开了，如同宠物狗咬了一块馒头后发现不是肉又松开了嘴。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开始看我了。耳边响起了“咚咚”的声音，不知是火车的颠簸还是心脏的颠簸发出的声音。

“上个月有人在六里桥被人砍掉了一双手，知道么？”

我屏住呼吸，努力压制着心脏以免它跳出来：“不知道。”一幅没有表情的表情，好像我真的不害怕。

“五天前昆玉河里捞出来两个人脑袋，听说了么？”

还能怎么办？

“没……”后面那个“有”字竟没发出声音。

我忽然发现墨镜下面的嘴角有一点点上翘。我感到那双眼睛透过了我的身体，也在看我的后脑勺。

“昨天有人在朝阳门被十几个人追，身上挨了四十多刀，这事你总知道吧？”他问。

“不……不知道……”我知道，自己已经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如果再有第四个问题，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

一件明晃晃的东西被他从怀里拽了出来，一下子出现在眼前。

车体的颠簸消失了，那个军人和那个乞丐也消失了，世界上只剩下了我和那张戴着墨镜的面孔。他的嘴唇在动！他又要问了！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第四个了。

“那您来份《法制晚报》看看吧？”

本文作于2006年2月9日，根据郭德纲相声《坐地铁》改写。近日读子渔《文学训练·1·》之大段淋漓白描，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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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自己2011年的读书总结中提到了这本书。晚上偶然在豆瓣看到首页推荐《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感觉封面变了，点开，原来是再版了。这本印数3000的小册子能在出版18年后再版，该归功于谁呢？

这本书，读了你会失望的。

豆瓣上的的推荐语是：

官场潜规则原生态实录

《南方周末》专版采访介绍

3天内微博转发9000次 评论近3000条

这本书里面记录的，是作者多年军旅文职工作的心得体会。以后来的信息判断，作者著得此书，却未得大升迁。这本书绝非教人为官，更难孚“官场潜规则”一类的噱头。这本书，只是教人做一个秘书，服务好领导。

如果想通过这本小册子，一窥“宋思明”的究竟，甚至想成为“宋思明”，那算是摸错门了。照这本书里的文字，最多只能做一个周到细致的秘书，秘是文秘的秘，书是文书的书——而绝非在系统内处处运筹帷幄，事事存乎一心，天天呼风唤雨的宋思明。当今中国大陆，大部分的秘书做不到那样，大部分的秘书，都如书里所写。书很写实，看了会让猎奇者失望的。

所谓政治学，绝不是当众的虚头八脑，也不是刻意的似是而非，更不是我们或多或少已经习惯的开会、汇报、喝酒、表态。政治学的大门道，政治理论的大气魄，已被这种酱缸味的官场文化弄得串味了。读这本书，不如直接读官场主题的作品，《国画》远比《参谋助手论》更刺激，也更有味道。

既然是军队秘书所写的书，就引一句德鲁克评价军队的话：

普鲁士军队等机构实力之所以如此强大，正是因为它们能挖掘出人的潜力。

读这种书，既不励志，又无启发，只会教人循规蹈矩，不要出错，教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你的潜力又如何激发呢？如本书原文：

只要你作为秘书，就要时刻准备着：无出人头地之日，有默默无闻之实。

斯言诚哉。

附：

《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1994年版下载：下载1，下载2

原文来自:风云居 | 康健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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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一直以为罗布泊是科研人员是温室中的英雄，可以躲开一切风波。

我国原子弹正式起步研究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渡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小时后，肚子抗议了，于是有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人挖出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又埋头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颗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就奖励谁几两粮票。

核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现场回来，途中买一点青色的杏子，回到院里送几个给我。因快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我既没有洗手，也没有洗杏，马上送到嘴里，是苦是酸是涩，也未来得及感觉，但觉得有了点力气，就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说了一句：“光亚司令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在那大戈壁里，条件本来就很苦，在那三年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断炊。罗布泊本来植物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不得不向内地求援：

“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摘自杨继绳：《墓碑》

原文来自:风云居 | 康健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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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新华社前副社长崔济哲的父亲崔柏森是一位微生物专家，1961年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崔济哲日后详细记载了大饥荒时期的日常生活。大笔杆子的笔尖确实生动。八卦一个，崔济哲已于2010年被免职。（via）

1961年，人们已经饥饿到了顶点，我们家吃过米糠窝窝，野菜粥，榆树叶团子；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回些酒糟，我家吃了几天酒糟窝窝头。能吃的吃了，大家还都感到饿，天天饿得前心贴后背。那时候感到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饱，吃什么都行，只要能吃饱就是神仙。

有一天，我听到父母在吵架，准确地说是似乎是母亲在和父亲吵。母亲在低低地哭泣，在数落父亲：你每天吃饭，就只扒拉两口，光喝白水，能行吗？你这么高的个子，这么大的人，办公室老孙跟我说，你几次头昏得差点支持不住。父亲说话低沉缓慢：你不也把那几口饭尽量剩给孩子们啦。哲儿他们是男孩子，运动量大，正在长身体，我们少吃口也到不了哪去。再说，你也不能这么刻薄自己，瞒过别人还能瞒我，你也浮肿得快到膝盖啦！母亲抽泣着说，你看看你浮肿成什么样子了？小腿上一按一个深坑，蹲下都不敢马上站起来。老人们说，男怕穿鞋，女怕戴帽。你浮肿的都快到膝盖了！听说现在医院里一看你们男的肿过膝盖的连收都不收，叫回家等着……母亲深深地抽泣，沉重地呜咽。我只感到两行热泪顺着眼角流下去。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我和弟弟都背上破篓子上六里屯农村或鬼子坟地去撸榆树叶或挖野菜。那时因饥饿，学校已经不得不改成半部制了。母亲准备了两个大盆，我们弄回的树叶野菜洗干净，用热水焯了就放在盆里泡，把那些苦涩的叶子汁都发出来。有时候星期天，母亲会和我们一起去野地里，她指挥我们捉蝗虫，挖地老虎，蝼蛄。有时候，累得母亲脸色铁青吐绿水。但每捉住一只大蚂蚱她都很高兴。母亲告诉我们，她在北师大念书时曾专门旁听营养专业的课，这些活动物都是人体需要的高蛋白，一个大蚂蚱就相当于一个鸡蛋。在这方面你爸爸胆子特别小，他最见不得这些小昆虫，我们就瞒着他。把它们剁成馅和树叶野菜包在一起，作上记号，到时让他不知不觉地吃进去。母亲想得真细啊。好几次我把作了记号的菜团子也给母亲递过去，母亲总是笑着不接，说我又不是够不到，拿起的是一个没有记号的菜团子。

摘自杨继绳：《墓碑》

附记：崔济哲已于2010年被免职。（via）

原文来自:风云居 | 康健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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