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主席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引发了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
问题提出，中国科学院党组立即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
“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
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月25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
只不过，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正式的书面报告：“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在人们对“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全国青年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年9月25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万斤。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
因为看了钱学森的文章。
毛的回答固然有些推卸责任的意思，但科学家的危害确实可见一斑。
题记：关于“大跃进”中“跃进”一词，其产生的过程是一波三折的，有些段子杂合其间。试整理如下。
1958年5月25日，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彭真送来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跃进”一词是这篇社论最早使用。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段话，称赞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词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几位） 科学家。
毛泽东5月26日上午7时
在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处使用“跃进”这个提法。
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表扬《人民日报》社论，好像自己的专利权被别人侵犯了一样，连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并标明“跃进”这个词在第9页和第14页上。同时为自己反冒进的错误辩解，但辩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谦恭的，对自己首先发明“跃进”一词的估价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9页和第14页上提到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
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40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从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代会上发言，说那是“开始觉醒”，经过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的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立的是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大旗，破的是反“冒进”而“促退”的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的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1958年5月26日夜
看来，“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而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为了不埋没周恩来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功劳，毛泽东把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发给到会的人。
小平同志：
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时
1958年5月8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表扬了范文澜的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会上，毛泽东站了起来，说：
“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这时林彪插话说：
“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反驳林彪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刘少奇同志曾如此评论毛泽东：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党内的个人崇拜被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先若有所指地说：
“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
然后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其它人积极表态效忠。3月1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理论高度，他说：
“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没有权威是不行的。”
陈伯达引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以后说：
“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
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物。”“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
陶铸说：
“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柯庆施说：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其他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
我们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有的说：
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
有的说：
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前一阵，升级了iphone手机的系统。新版的iOS5中新添了部首选字功能。如图，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
在部首列表中，没有“王”部，只有“玉”部。由于部首列表首先依部首比划排序，所有“‘王’部”的汉字都被列到了5划的“玉”部。不得不说，苹果这一点上显得很有文化。
究竟应该是“玉”还是“王”呢？在《说文解字》中，这两个字解释很明确。
“玉”的解释是：
“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王阳明为其加注：“三画均正如贯，玉也。”
“王”的解释是：
“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谓王。’凡王之属皆从王。”王阳明为其加注：“中画近上，王者，则天之义。”
可见，二者含义完全不同。“王”表示的意思多是与宫廷、帝王相关，而“玉”则多与宝石、玉石相关。常见的这类汉字，大多与“玉”有关。如：
“琪”，美玉名。
“琳”，青碧色的玉。
所以，这些汉字的偏旁应该是“斜玉旁”，而不是“王字旁”。斜玉旁的汉字多有中正、贯通、高洁的含义，王字则强调“天命所归”。如果这个偏旁表示的是“王”，则“琼瑶”、“周瑜”、“公瑾”将纷纷失去翩翩美感。
“王”表示王者、官者的人，玉字那一点强调是挂在这些人腰间的东西。二者是有关连的。写成偏旁部首的时候，玉字那个点的空间太小了，便简写成“王”。这个偏旁有个别名，叫“玉补”。
为什么很多人习惯把这个偏旁叫“王字旁”呢？
这个谬误的始作俑者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这两部新辞书为了配合简化汉字的需要，在偏旁部首列表中简单化的把“斜玉旁”归为了“王”部，未作任何说明。几十年下来，这一代人就习惯性的“王字边”、“王字边”了。说起来，这也是简化汉字的遗毒。
此次苹果的iOS系统升级，旗帜鲜明的纠偏，颇有些“墙里开花墙外香，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意味了。
“滴水洞”在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冲西南约五公里，在他家的祖居附近。毛泽东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等先人安葬于此。毛泽东自己说：
“这是个好地方，小时候我在这里放过牛，打过柴，割过草，和小伙伴们打过架”。
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时，对随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
“小舟，这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你在这个地方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它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不知道是周小舟不会拍马屁，还是几个月后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而没有机会，毛泽东的要求没有下文。
1960年5月，毛泽东在湖南又同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起这件事。张平化很快拍板在这里大兴土木，代号为“二〇三工程”，迁出了在这里居住的农民，整个滴水洞地区封锁保密。
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
整个工程历时两年，1962年竣工。
在建设期间，正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韶山原东郊公社（后改为龙洞公社），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亡707人，占总人口的13.5%。陈赓公社的楠香和石匠两个大队死亡率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全县约死3万人。
一个人下班回家，总是近于夜深的时候。倒数第二班的地铁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左手边十步开外坐了个军人，上尉军衔，皮肤黝黑，携了个旅行箱，正在闭目养神，身体随车身的摇摆微微晃动，细一看竟很有节奏；对面坐了个乞丐，眼光漠然的盯着我，毫无表情，仿佛正在欣赏我的后脑勺。
车门开了，上来一个人，墨镜风衣不说，右手居然一直在怀里放着，左手手指随意弯曲，竟也显的如此狰狞。墨镜周围露出的皮肤仿佛诺曼底登陆后的海滩，崎岖不平。他看了看那个军人，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好像篝火中的灰烬被轻轻拨弄了一下，似有似无的摇了一下头；又看了看乞丐，墨镜上面的眉毛动了一下，随后又舒展开了，如同宠物狗咬了一块馒头后发现不是肉又松开了嘴。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开始看我了。耳边响起了“咚咚”的声音，不知是火车的颠簸还是心脏的颠簸发出的声音。
“上个月有人在六里桥被人砍掉了一双手，知道么？”
我屏住呼吸，努力压制着心脏以免它跳出来：“不知道。”一幅没有表情的表情，好像我真的不害怕。
“五天前昆玉河里捞出来两个人脑袋，听说了么？”
还能怎么办？
“没……”后面那个“有”字竟没发出声音。
我忽然发现墨镜下面的嘴角有一点点上翘。我感到那双眼睛透过了我的身体，也在看我的后脑勺。
“昨天有人在朝阳门被十几个人追，身上挨了四十多刀，这事你总知道吧？”他问。
“不……不知道……”我知道，自己已经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如果再有第四个问题，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
一件明晃晃的东西被他从怀里拽了出来，一下子出现在眼前。
车体的颠簸消失了，那个军人和那个乞丐也消失了，世界上只剩下了我和那张戴着墨镜的面孔。他的嘴唇在动！他又要问了！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第四个了。
“那您来份《法制晚报》看看吧？”
曾在自己2011年的读书总结中提到了这本书。晚上偶然在豆瓣看到首页推荐《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感觉封面变了，点开，原来是再版了。这本印数3000的小册子能在出版18年后再版，该归功于谁呢？
这本书，读了你会失望的。
豆瓣上的的推荐语是：
官场潜规则原生态实录
《南方周末》专版采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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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里面记录的，是作者多年军旅文职工作的心得体会。以后来的信息判断，作者著得此书，却未得大升迁。这本书绝非教人为官，更难孚“官场潜规则”一类的噱头。这本书，只是教人做一个秘书，服务好领导。
如果想通过这本小册子，一窥“宋思明”的究竟，甚至想成为“宋思明”，那算是摸错门了。照这本书里的文字，最多只能做一个周到细致的秘书，秘是文秘的秘，书是文书的书——而绝非在系统内处处运筹帷幄，事事存乎一心，天天呼风唤雨的宋思明。当今中国大陆，大部分的秘书做不到那样，大部分的秘书，都如书里所写。书很写实，看了会让猎奇者失望的。
所谓政治学，绝不是当众的虚头八脑，也不是刻意的似是而非，更不是我们或多或少已经习惯的开会、汇报、喝酒、表态。政治学的大门道，政治理论的大气魄，已被这种酱缸味的官场文化弄得串味了。读这本书，不如直接读官场主题的作品，《国画》远比《参谋助手论》更刺激，也更有味道。
既然是军队秘书所写的书，就引一句德鲁克评价军队的话：
普鲁士军队等机构实力之所以如此强大，正是因为它们能挖掘出人的潜力。
读这种书，既不励志，又无启发，只会教人循规蹈矩，不要出错，教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你的潜力又如何激发呢？如本书原文：
只要你作为秘书，就要时刻准备着：无出人头地之日，有默默无闻之实。
斯言诚哉。
附：
《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1994年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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