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拉杂杂地，把年初看完的《文学回忆录》笔记摘要贴上来了。从没这么读过一本书。千余页的硬壳书，敲打了260条笔记。掩卷，竟有种不舍萦绕心头。陈丹青在书中引用了一首木心诗作，照录这里，致敬木心。

——第1101页

以下为本书笔记：

·人问苏格拉底该不该结婚。他答：两种结果都会懊悔的。

·比喻，总是跛足的。

·知识本身就是高强度的压力。

·艺术上从来没有你死我活，只有你活我活。

·规律背后，有命运在冷笑。

·记，比读书还要紧。

·唐诗宋词，多少爱情，没有一篇讲＂我爱你＂。

·走在正道上，眼睛看着斜道，此之谓博大精深。有人走正道，一眼不敢看邪道。有人走正道，走着走着，走邪道上去了。

·使徒保罗说：＂看得见的东西是被看不见的东西主宰的。＂

·垮掉一代是吃饱了叫饿，睡足了失眠。

·不是人多就必有天才。蚂蚁再多，不会出个钢琴家。

·中国的公园，许多人在那里弄气功，抱住树，晃头——那是怕死，没有别的意思。穷凶极恶地怕死（说着，学抱树晃头的动作）。他们心里在想：一个呢，这样可以不死，一个呢，这样不花本钱。

·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信。信呢，是写给别人的日记。

·海涅：我同情革命。但我知道有一天无产阶级会把艺术打得粉碎。

·西风一到中国，就变成东风——西方军大衣、“派克”（Parka）大衣一进口中国，北方人就叫“皮猴”——在中国，儒家意识形态深深控制着中国人的灵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都曾反孔，最终还是笼罩在孔子阴影里。中国的集体潜意识就是这样的，奴性的理想主义。总要找一个依靠。真正的思想家完全独立、超党派，中国没有。

·大抵富家子弟，行文素净是不祥之兆，要出家做和尚的。

·敏于受影响，烈于展个性，是谓风格。

·农民怕上小当，革命来了，上大当很起劲。

·中国的近代文学：琳琅满目，一片荒凉。把俄国和中国比较，中国在世界之外。

·写当代，写出过去，意味着将来，就可永恒。

·一个人到底适合做什么？要靠他自己去选择。选择对了，大有作为，选择错了，完了。三十而立，指的是选择对了。选择错了，是＂三十而倒立＂。

·文学艺术在极权下成了丫头，一边歌功颂德，一边长期愚民。

·郭沫若有诗说：要把红旗插遍全宇宙。我听了，说：你去插！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没有眼睛的。群众还没有记忆。

·当时（1908年）俄国流行一种说法：“革命和艺术不相容。”……最早有这先知的，是海涅。他和马克思为友，可他看到巴黎公社起来，哭了，他说：革命起来以后，我所爱的艺术就完了。陈伯达还在报告中说：海涅在革命起来后，吓破了胆。

·上海解放前，我也觉得上海是个罪恶的城市，可是一“解放”，水清了，我知道我错了。个人主义的空间也没有了。

·个人主义，我归结为：自立，自尊，自信。你不能自立，就无法自尊。不能自立自尊，何谈自信？

·诗是天鹅，哲学是死胡同。天鹅一展翅，全部碰壁。哲学家全是壁虎。

·帕斯卡说：“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原话是：“人是一支芦苇，自然界最脆弱的生命，不过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

·拉罗什富科：“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

·古代，最后一条路是隐退，或做和尚，或进修道院。中外皇帝不约而同都给你一条退路，但到我们，没有退路了。

·我说：“恋爱总是成功的。”为什么呢？你爱，那就成功了。哥德曾说：“假如我爱你，与你无涉。”全世界欣赏这句话。

·翻译是对原著的杀害。

·曹雪芹只有过和不及，高鹗则是错与误。

·我们面临两种贫困：知识的贫困，尤其是品性的贫困。……没有品行上的丰满，知识就是伪装。

·不要去参加任何主义。大艺术家一定不是什么主义的——莎士比亚什么主义？

·年青人无私无畏，其实私得厉害、畏得厉害，只有那点东西，拿掉就没有了。

·凡是得到世界声誉的苏联作品，都是写＂人性＂，……是不服从＂党性＂。

·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一群先锋战士高喊：“把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扔到大海去。”中国十年“文革”，号称八个样板戏，一个钢琴协奏曲，一幅油画，横扫西方资产阶级的全部艺术。结果是马雅可夫斯基自杀，江青完了。

·博学虽然可耻，但使人心宽。

·人类总是以误解当做理解，一旦理解，即又转成误解。

·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

·唐是盛装，宋是便衣，元是裤衩背心。拿食物来比，唐诗是鸡鸭蹄膀，宋词是冷炒热盆，元曲是路边小摊的豆腐脑、脆麻花。

·古人说，少年读书如窗中窥月，壮年读书如阶前仰月，老年读书如山顶望月。

·马克思说人类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我认为人类只有知与无知的斗争。一切只会都是从悲从疑而来。我不知道此外还有何种来源可以产生智慧。

·说到底，悲观是一种远见。鼠目寸光的人，不可能悲观。

·希腊人看完悲剧，心情沉重，得到了净化。中国人看完了大团圆，嘻嘻哈哈吃夜宵，片刻忘其所以。

·我激赏尼采的话：体系性是不诚恳的表现。

·写作是面对上帝（艺术），讲课是面对学生（朋友），演讲是面对群众（平民）。

木心先生不喜欢孔子，不喜欢儒家。寥寥几笔，直击心窝：

孔丘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一言以蔽之：他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

孔子，既不足以称哲学家，又不足以称圣人。他是一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奇在内心复杂固执，智商很高，精通文学、音乐，讲究吃穿。他欲望强盛，种种苛求，世界满足不了他，他一定要把不可告人的东西统统告人。

而他又欣赏陶潜，笔记中与陶渊明不自觉的隔空互动，更显今古合一的灵气：

他不是中国文学的塔尖。他在塔外散步。我走过的，还要走下去的，就是这样的意象和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风筝”，我就像脱线的风筝，线断了，还向上飞。陶先生问：“不愿做塔尖么？”我说：“生在西方，就做伊卡洛斯，生在中国，只好做做脱线的风筝。”

·所有有趣的小孩子在学校走，突告母亲、姐姐送伞来，必羞臊，这是心理。小学，性质上就是伊甸园。儿童有儿童的浪漫主义，一时出现父母，即拉回现世。天堂人间不能共存，世俗和理想难以沟通。

·从西方史诗到中国《诗经》，充满比喻，几乎是靠比喻架构完成的。从前的政治家、大臣、纵横家，劝君，为使其听，用比喻；对下民说，知其不懂，也用比喻。——说明人类的智力还在低级阶段。

·人类总是以误解当做理解，一旦理解，即又转成误解。

·博物馆是人类的食篮，永远吃不完，是最佳比喻。

·希腊人当年的知识范畴如何？很狭隘。希腊人不知道世界史，不知道世界地理，不知道其他种族。希腊的得天独厚，是正确、有力、美妙的文字，表达了不朽的思想。从前有一说：诗人不宜多知世事。希腊整个文化艺术像是一个童贞的美少年。想起希腊，好像那里一天到晚都是早晨、空气清凉新鲜。整个希腊，是欧洲觉醒前的曙光，五百年光景，是西方史上突然照亮的强光。

·希腊是偶然的希腊、空前的希腊、绝后的希腊，希腊的现在，已糟糕。

·希腊精神是健康的。一开始，他们的诸神之上就有命运。从国君到国民，心照不宣地将命运置于诸神之上。希腊的潜意识，是无神。

·文艺复兴，似乎复的是基督教之宗教，其实复的是希腊精神。希腊精神是他们在宗教画中大量夹带的私货。

·希腊悲剧的通识与基调，是一切都无法抵抗命运。

·凡是健全高尚的人，看悲剧，即骄傲又谦逊地想：事已如此，好自为之。一切伟大的思想来自于悲观主义。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一开始就悲观、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中国、印度、埃及、玛雅、波斯，众神像代表权威，恐怖，要人害怕、慑服。只有希腊人崇拜美丽的权威、美丽的众神。维纳斯、阿波罗，为什么美？那根本不是一个人。美，最后带来人格的美：勇敢，正直，战死不丢盾牌。为什么美好？美就是快乐。

·知名度来自误解。

·宗教总是从情理开始，弄到不合情理，逼人弄虚作假。

·全世界的理想主义都有目标。耶稣的理想主义毫无目标。

·任何流传的信仰以误解始成。

·行善结果归功天国，易被人误解利用，偷换概念。雷锋做好事，归党，即此。

·不求甚解就是一种解。

·耶稣以圣人之心度凡人之腹，圣人很苦恼，凡人做不到。

·发誓本身已是取巧、窍门，真正的善，不必誓，否则已带有欺骗性。

·吓倒你，不彻底的，使你惭愧而悔改，才是真的征服。

·在智慧层次上，宗教低于哲学：宗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低层次的，平民的，乡愿的。善之可爱，即因无报偿。

·善人有度量，有远见，看到将来，是扩大利益、缩小弊端之人。恶是无远见的，只顾眼前，不容异己。

·弄虚作假的人其实是麻木的。他们鉴貌辨色，八面玲珑，而对自然、宇宙，极麻木。真正敏于感受，是内心真诚的人，所以耶稣见百合花就联想到所罗门。

·基督教是个人主义，西方知识分子易相信，爱人如己。中国知识分子爱信小乘，终身做起。愚夫愚妇信大乘，要上天国。

木心认为色诺芬写不好苏格拉底：

色诺芬写过苏格拉底，不敢恭维。柏拉图写过苏格拉底，帮苏格拉底忙，色诺芬帮苏格拉底的倒忙。

木心表白对古希腊三人作为真理化身的的崇敬：

生在后现代的人，如何研究这三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实是在找真理。至今，还有真理埋没在他们身上。我不忍盗墓，愿代客盗墓，不取分文。

木心更爱《新约》：

到目前为止，《旧约》不敢说读过几遍，读《新约》，无论如何超过一百遍。这不是故意求纪录。比如你与一个杰出的人物交朋友，几十年交往，谈话几百次，有什么奇怪呢？而《旧约》好比是外公外婆家，我不常去，去也是为看看舅舅的儿子女儿（即《旧约》中“诗篇”“雅歌”），和外公外婆礼貌性说个三言两语而已。

·唯物史观因找规律，爱预言，而预言皆不准。如预言工人会上政治舞台，结果是希特勒。

·说几句司马迁的坏话：他的伟大，是有限的，他的精神来源是孔老二，是儒家精神，用儒镜照史，是迂腐的。他能以孔子论照，何不以老子论照？试想，如果司马迁这面镜子不是孔牌，而是李牌，不是“好政府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那么，以司马迁的才华气度，则《史记》无可估量地伟大。以唯物史观的说法，这叫做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

·史家、艺术家，一定要从不可分的普遍性的东西中分出来。史家分出个体性，还得放进普遍性。艺术家分出个体性，不必再到普遍性。

·历史学家，是真口袋里装真东西。艺术家，是假口袋里装真东西。

·美术史，是几个艺术家的传记；文学史，就是几个文学家的作品。

·李聃、乔达摩，论智慧，应在苏格拉底之上。苏格拉底以希腊之心，问世界之大。他再问，只能问到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