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和杨述一家的饥荒岁月


题记:作家韦君宜大饥荒时期供职于中国作协,夫杨述,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韦君宜日后用笔记录了这个高干高知家庭的饥荒岁月。文中加粗部分为后人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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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9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反动。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

“妈妈带我去吃饭馆。”

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

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摘自杨继绳:《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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