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陆机及其他
陆机等人
西晋司空张华见到陆机、陆云兄弟后大异之，不禁说道“伐吴之役，利在获二俊”。（《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二十四》）而二陆之中又以陆机为优。时人卢志问及陆逊、陆抗与兄弟二人的关系。后陆云感叹，天下分裂久矣，天高路远，居然在洛阳还会有人知道先祖；陆机却骂道，我祖辈父辈名扬天下，此人竟不知我们与先人的关系！《晋书》又言：议者以此定二陆之优劣。（《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二十四》）
陆机之为人不可谓不丈夫，其志向不可谓不高远，其大才学既征服了当时的常务首相，也可谓不世，尽管后来的成都王司马颖起兵造反陆机站错了队，可兵败身死也丝毫不能降低这个奇才在历史上的知名度，相反照现在的话说，传奇般的结局应该带来更多的拥趸。
可不知为何，这个骈文时代的明星，这个史上系统论及创作的第一人，却从头到尾没有在语文学科教材中露过面。许多人学习十二年语文，只为求开科一试，每每耗尽心血修炼为文之功，却从未曾听说过这个文学创作领域最早的开山鼻祖，自然更不要提沈约、江淹、徐陵、庾信了。
这绝不是陆机的错。
说起社会地位，恐怕终其一生也没有达到沈约的高度，可沈约呢？各色作文指导、阅读指导经常引用《文心》，又是哪一行提及了沈约才是发现刘勰的伯乐呢？
说起个人履历，恐怕除了传奇般的结局，陆机也难与庾信一生的南来北往比肩，可庾信呢？尽管“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周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三》），可文词再华丽，也只在当世让绿珠、文君们“捧琴”、“送酒”的，又怎能知道一千五百年后他们会被读书郎遗忘，“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只能是那时候的事了，现在，又有谁去读那被“当时后进”“竞相模范”（《周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三》）的《哀江南赋》呢？
说起功业，当上河北大都督几天就死了的陆机怎么也比不上辅佐陈朝开国的元老徐陵，可徐陵呢？辑一部《玉台新咏》实在不易，可惜语文课本上连书名也没提过。
说起搭车，神雕大侠杨过的黯然销魂掌风行华夏，也没能博得半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江淹是谁？《别赋》是什么？语文课本上教我们知识，辅导材料里充斥着高考骗分秘诀，可现在的童生们却连半点考据的概念都没有，哪怕拿到google上搜索一下“黯然销魂”也是好的。当然了，搜也搜不到“黯然销毁者，唯别而已矣”，浮躁的网络除了“黯然销魂掌”、“黯然销魂饭”还能有什么呢？
六朝明星们无一还魂，可惜。
明清的冤文人
说到这里，历史的长河中许多过去的背影已经开始喊冤了。他们是考据、训诂盛行的明清时期的文人。的确，他们已经尽力了。没有二进制，没有CPU的时候，他们用眼睛和大脑为历史抢救了无数的遗产。始自唐代渤海男欧阳询辑《艺文》，宋代李昉、徐铉编《文苑》，直到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六朝虽战乱，可文章却已经被历史尽可能最大限度记住了，六朝大文豪的宝贝都被尽可能保存了下来，尽管比不过陆放翁，至少也比张若虚多了许多。没用，任你陆机再有名，教材偏偏不引，提及骈文，就是四个字——“浮华”、“空洞”，最多恩赐个“言之无物”——逻辑上都过不去：言之无物，难道那时候全国知识分子一起言之无物了四百年？中国文学史上还难道存在着一个“文学中世纪”？那“中国文学的真正黄金时代”（瞿兑之：《骈文概论·总论》）到哪里去了？
那些研究考据的文人冤，毕生的学术成果被人束之高阁。冬烘先生尚且诲人不倦，今天的基础教育语文大纲干脆来个拒之门外。
冤。
诗缘情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大序》如此言之凿凿，仿佛世间的诗都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律己的产物了。魏晋时期，五言诗的创作愈发突出的体现“缘情”趋势，事实已是如此，陆机作个总结，说“诗缘情而绮靡”，这本是没什么错的，诗歌本是情感的产物，就算止乎礼义，也要先发乎情才行。诗歌就是诗歌，背不动太多的包袱。
文“载道”，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美妙的文学背负了太多的包袱，文字太累了。就好像脱离了意识形态的桎梏，脱离了政治背景的枷锁，我们有一天突然发现——原来梁实秋这等“不受欢迎的人”的文章也是非常精妙的。看来不言圣人之志的文章之中也有佳作。
有个中晚唐诗人曾说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还说要“惟歌生民病”。我敬佩他的品格，可文学就是文学，为斗争服务时似乎如何驾驭都无可厚非，可如果和平了半个世纪还在不依不饶把“呐喊”、“彷徨”当作美好的文学的惟一主流，恐怕就不那么合适了。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骈文也好，古文也罢，痛快淋漓直抒胸臆的就是佳作，哪管它的作者是不是准确把住了千百年后的的脉搏！
巴巴罗萨带着威武的十字军东征，却被厚重的盔甲拖累，溺死在小亚细亚深不过膝的小河里。这个叱咤一时的沙场英雄尚且禁不起拖累，何况南北朝时孱弱的文人？
还缘情的诗以本来面目吧！
陆唯物
还是说陆机。
据说刘勰著《文心》，“文心”二字即源自陆机所倡导的为文之“用心”。章学诚说：“刘勰氏出，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如此显赫之人，恐怕在哲学上还有很深的造诣。
他说“意不称物”，这不就是鲜明的亮出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大旗？再想想，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意不称物，也就是说意识经常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这不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吗？
他说“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这不就是说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和认识的第二次飞跃吗？陆机还无师自通的摆正了“正确认识”和“进一步指导实践”的先后次序，陆机生前一定精通马哲吧？要不怎么会说“能之难”更难呢？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这是在说社会意识随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
“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这是在说当部分无序的组合时，整体的功能小于部分。
“极无两致，尽不可益。”这是在说要抓住主要矛盾。
……
如此看来，陆机是个彻底的合格的唯物主义者，退一步说，至少是个朴素唯物主义者。
我们的中学教材可以写英国人发明现代足球是受了春秋时蹴鞠的影响；可以写现代的枪炮起源于唐末的突火枪；我们可以说火箭的鼻祖实际上是明朝的万户，我们可以说原子弹的前辈是过年的爆竹……
为什么我们不能拿出一贯的态度来考虑一下陆机？
为什么我们言必称“文心”却绝口不提它的爷爷“文赋”？
为什么？
悲落叶于劲秋
叶嘉莹先生曾经在讲座中说“学习古典诗歌的无用之为用，其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一种生命的共感”。（叶嘉莹：《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陆机在《文赋》里面讲，“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求的，正是这么一种天人合一的默契，一种万物相同的灵性。人是万物灵长，自然有办法借助语言又超越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意思。刘勰也说过，“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然后恐怕文人们就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了，不管是“手之舞之”，还是“足之蹈也”，毕竟少不了“挂万物于笔端”。这时就需要意与笔的默契了。相信佳作的产生，这种默契是必要条件。而默契的产生，恐怕也是有必要条件的。让一个中国人用外语写作，恐怕即便是学极中西的钱钟书公也未必如母语这般得心应手。
假若因为现在通行的是白话文，作家们用白话文写作，后世由于白话文琐碎直白欠工整便否定了当世的所有佳作，那岂不是辜负了当世操一口白话的众多文曲？我们毕竟不能强迫人背离其社会环境，就好像现在编纂《清史》已不太可能复用文言文一样。
梧桐叶落，天下已知秋，何况劲秋风起，落叶纷纷。行人不免忧从中来，难断难绝。须晴日，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早喜柔条于芳春。
骈文之哀
长假闲暇，一本周振甫的《文章例话》掩卷，鲜见关于骈文的评述。即便是《对语》一节，亦是难寻踪迹。以周振甫助钱钟书公勘定《管锥》、《谈艺》之大才学，岂能忘记骈文主导的三四百年？回想过去，正统的启蒙教育亦如是，似乎除却《出师表》略有四六之意，多是古文、唐宋清诗，且除却李杜、八家传世之作，尤尚于谦《石灰》、龚自珍《杂诗》之气节豪迈，骈文华美的文字反倒倍受冷落。语文学科对骈文的介绍甚至少过中学历史——至少历史学对于八股取士的沿革大体还是说清楚了。
不太情愿地承认，现在的基础教育中纯美的骈文所占份额太少太少了。骈文前面的定语或者后面的补语无不是“浮华”、“空洞”，这也许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前不久与人辩论，辩题是“言可尽意/言不可尽意”，我是正方。这个辩题古已有之，欧阳建等人一千多年前就辩了很久，我只是想说，现在人们第一感觉的“不可尽意”和欧阳建那时候的主流观点“不可尽意”是否完全一样？是否现在每个人都是笃定的“不可知论者”？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不可尽意”是否与骈文的被打压，白话文、简体字的异常兴起有关呢？那些铺陈、排律、声韵、用典的尽意本领是否被我们现代人丢掉了呢？
不能尽意，白话文之哀？
骈文之哀。
一些废话
走过了那段日子，告别了基础教育，仿佛突然被扔进了学术的海洋。学术不再有对错，宽松的环境为思想的火花提供了氧气。回想以前那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实在是不堪回首。一年前不知怎的突然尚古起来。无意间接触了古代文学的另一个世界，方知别有洞天。
文字有些偏激，但我确实认为普及教育的语文教学应该多引入些对仗音韵、四六骈骊，这样才对得起我们拥有的令外国人羡慕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
2004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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