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写于2006年5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二人制辩论赛后的文字材料。最近偶然看了一些过去几年的视频资料，颇有些感慨。回忆起那时候的奋斗，点点滴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俱往矣，愿这篇未曾发表过的文字还能有些用处。
一、经验
个人组队的二人制要坚持
就像半决赛的时候北师大的同学曾经说过的，人大的辩论赛制在地区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我们的发展创新是具有辐射效应的。通过二人制辩论赛，人大在辩论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得到了扩大。事实证明，个人组队模式的二人制辩论是一种有益的创新。
二人制辩论尝试的直接作用主要有两个。其一，就整个比赛而言，提高了辩手参赛的积极性，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比赛的水准。二人参赛，可以跨院系组合，可以私下邀请，这样比较能够发挥辩手的主观能动性。另外，辩手自己寻找的搭档一定不会出现风格不和的情况，也能保证比赛质量。其二，对于每一场具体的比赛而言，减轻了辩手准备比赛的负担。两人组队，参与准备的只有两个辩手，这在时间和场地上都能够更好的协调。
除此之外，由于二人制辩论鼓励跨院系组合，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不同院系之间辩手的交流，在各个院系的层面之上团结校内辩手。
辩题的选择要进一步体现政策性和时效性
辩论不应该是简单的口舌之争。辩手要通过辩论体现出“大德、大智、大气”的感觉，政策性辩论是个最好的选择。通过政策性辩论，辩手会有一种由内而外胸怀天下的使命感，技巧的应用也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从而通过制度设计、人文关怀等因素综合体现出博大的气度。
从大的方面讲，辩论领域正在承受内忧外患。不了解辩论的人已经对辩论赛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质疑，而参加辩论的辩手也开始对于从事的辩论事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这种情况是客观的。如何能够让辩论赛的现实意义得到切实的加强是所有从事辩论事业的需要一起思考的。我认为政策性辩论是目前最容易实施的步骤。要让外人意识到辩论赛讨论的辩题是有现实意义的，要让辩手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目前的质疑。当然，引入政策性辩题也要循序渐进，要有度。
另外，政策性辩题也要具有时效性。比如这次比赛的“北京市区该不该禁放烟花爆竹”、“春运期间火车票应不应该涨价”以及“北京出租车是否应该涨价”都是近期内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明星赛的“占座”辩题更是与校园生活密切相关，在天地人大BBS上的讨论热潮之后出炉，仅仅是辩题就起到了聚拢人气的作用。事实证明，时效性可以弥补政策性带来的枯燥。这是个成功的尝试。
参赛选手要参与规则的制定
规则最终是要为辩手服务的，辩手参与制定规则就尤为重要。这次的二人制辩论赛我们看到，参赛选手与组织者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程序性争议。这在理解辩论赛中是十分罕见的。其原因就在于二人制辩论赛的程序性规则都是在参赛辩手的参与下制定出来的。
所有的信息要做到公开
第一次办比赛，难免有许多漏洞。由于我们时刻保持了与观众和辩手的充分沟通，漏洞并没有成为事故。这次比赛没有出现一起对于评委评分统计的质疑，原因就在于从始至终所有的评委表格的原件都是公开的。另外，有关决赛门票、决赛时间地点等，BBS上都引起了关注，之所以得到了观众的理解，就是在于所有的决策依据都是公开的。可以说，信息公开是避免质疑和事故的最好方法。
单项奖、新人奖的设立很有必要，技术统计、轮次加权计分要发展下去
每轮比赛结束之后都在网上发布单项技术统计，这个环节是人大辩坛的首创。这样做有三个好处。对于比赛，这是一种客观的记录，可以提升比赛的水平，对于辩手，这是其各自表现的第一手客观评价资料，对于观众，这也是一种信息公开，有利于提高评判的公信力。
另外，总共四轮比赛得分权重按照1：2：3：4安排也是一种崭新的探索。分析最原始的数据我们发现，事实上全中的设置对于各个单项奖的最终结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某一个偶然出现的畸高畸低分数的干扰。
最后，针对具体技术统计指标设立的单项奖和专门为大一同学设立的新人奖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客观上实现了对于辩手的承认与鼓励的作用。
二、教训
各个轮次不同的评委打分没有统一的标准
这次的另一个尝试就是采用海峡赛晋级方式。但是由于赛前的考虑不够充分，每轮比赛之间评委都不同导致了最后的得分并不能够完全令人满意。对于这一客观现实，我们初步的考虑是，可以朝着混合赛制的方向探索，即前面的比赛采用海峡赛晋级方式，四分之一决赛开始依照加权评分在晋级队伍中安排首尾蛇形对阵，胜者晋级。
组织一度出现忙乱
由于纵横辩论赛的组织特殊性，每到第一轮、决赛明星赛等参赛辩手较多的轮次，赛事的组织上就会显出一些现场的忙乱、错误，而每到了参赛辩手较少的轮次，筹备比赛的人手多了，情况又有明显好转。在现有体制下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如何解决成员参赛与赛事筹备之间的矛盾，将是今后的重要课题。
三、一些重大问题
* 二人制辩论赛的定位
* 辩论赛娱乐性与学术性的关系
* 纵横辩论社的内部造血机制
2006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