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一直以为罗布泊是科研人员是温室中的英雄，可以躲开一切风波。

我国原子弹正式起步研究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渡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小时后，肚子抗议了，于是有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人挖出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又埋头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颗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就奖励谁几两粮票。

核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现场回来，途中买一点青色的杏子，回到院里送几个给我。因快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我既没有洗手，也没有洗杏，马上送到嘴里，是苦是酸是涩，也未来得及感觉，但觉得有了点力气，就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说了一句：“光亚司令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在那大戈壁里，条件本来就很苦，在那三年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断炊。罗布泊本来植物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不得不向内地求援：

“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摘自杨继绳：《墓碑》

题记：新华社前副社长崔济哲的父亲崔柏森是一位微生物专家，1961年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崔济哲日后详细记载了大饥荒时期的日常生活。大笔杆子的笔尖确实生动。八卦一个，崔济哲已于2010年被免职。（via）

1961年，人们已经饥饿到了顶点，我们家吃过米糠窝窝，野菜粥，榆树叶团子；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回些酒糟，我家吃了几天酒糟窝窝头。能吃的吃了，大家还都感到饿，天天饿得前心贴后背。那时候感到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饱，吃什么都行，只要能吃饱就是神仙。

有一天，我听到父母在吵架，准确地说是似乎是母亲在和父亲吵。母亲在低低地哭泣，在数落父亲：你每天吃饭，就只扒拉两口，光喝白水，能行吗？你这么高的个子，这么大的人，办公室老孙跟我说，你几次头昏得差点支持不住。父亲说话低沉缓慢：你不也把那几口饭尽量剩给孩子们啦。哲儿他们是男孩子，运动量大，正在长身体，我们少吃口也到不了哪去。再说，你也不能这么刻薄自己，瞒过别人还能瞒我，你也浮肿得快到膝盖啦！母亲抽泣着说，你看看你浮肿成什么样子了？小腿上一按一个深坑，蹲下都不敢马上站起来。老人们说，男怕穿鞋，女怕戴帽。你浮肿的都快到膝盖了！听说现在医院里一看你们男的肿过膝盖的连收都不收，叫回家等着……母亲深深地抽泣，沉重地呜咽。我只感到两行热泪顺着眼角流下去。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我和弟弟都背上破篓子上六里屯农村或鬼子坟地去撸榆树叶或挖野菜。那时因饥饿，学校已经不得不改成半部制了。母亲准备了两个大盆，我们弄回的树叶野菜洗干净，用热水焯了就放在盆里泡，把那些苦涩的叶子汁都发出来。有时候星期天，母亲会和我们一起去野地里，她指挥我们捉蝗虫，挖地老虎，蝼蛄。有时候，累得母亲脸色铁青吐绿水。但每捉住一只大蚂蚱她都很高兴。母亲告诉我们，她在北师大念书时曾专门旁听营养专业的课，这些活动物都是人体需要的高蛋白，一个大蚂蚱就相当于一个鸡蛋。在这方面你爸爸胆子特别小，他最见不得这些小昆虫，我们就瞒着他。把它们剁成馅和树叶野菜包在一起，作上记号，到时让他不知不觉地吃进去。母亲想得真细啊。好几次我把作了记号的菜团子也给母亲递过去，母亲总是笑着不接，说我又不是够不到，拿起的是一个没有记号的菜团子。

摘自杨继绳：《墓碑》

附记：崔济哲已于2010年被免职。（via）

题记：作家韦君宜在大饥荒时期供职于中国作协，夫杨述，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韦君宜日后用笔记录了这个高干高知家庭的饥荒岁月。文中加粗部分为后人加注。

我是1959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反动。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

“妈妈带我去吃饭馆。”

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

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摘自杨继绳：《墓碑》

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讲述了许多整风运动的细节。细节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许多当时的创造至今仍在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社会。挂一漏万，草记如下。

“社会关系”、“证明人”

在入学、入职、入党等正式的表格中，“社会关系”、“证明人”一栏一般都在第二页。个人信息表中填写社会关系，是延安的首创。长征结束，中共在延安站稳了脚跟。38年前后，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青年投奔（影视作品中的反映大多是此时）。40年左右，这扇大门关闭了。革命事业节节推进，“扩招”自然带来了内部整顿的需要。随着毛任命陈云、李富春负责中组部，康生负责中央社会部（厂卫部门），一整套文武兼备的审查制度形成。组织部在前，社会部在后，延安开始“审干”，人人过筛子。过筛子的方法就是在组织部门的要求下填表、写自传，写社会关系，写个人历史，写证明人。判断的方法有两个，第一是通过让同一人反复写，并不断细化细节，对比其中的不一致，第二是归拢不同人的不同材料，利用其中的共同点相互核对。

个人信息中填写社会关系，填写证明人，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如果清楚了当时的“整顿”、“审查”背景，不难看出其中潜在的有罪推定。“社会关系”、“证明人”这类格子，也是现存为数不多的“革命基因”了。

写笔记和写检查

现在的成年人在学生时代大概都写过检查。判断检查合格与否的标准往往是“对错误的认识深刻不深刻”。当然，深刻与否的标准又在于掌握强制力的人主观判断。写检查源于整风运动期间的“写笔记”。

王实味事件后，1942年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亲自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大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直到前几年的“保先”教育活动，“运动笔记”依然是一大法宝。只不过在信息化的今天，这种形式似乎只能形成热门关键字，很难触及灵魂深处了。

“写笔记”变为“写检查”并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确立于七大。1945年4月，毛彻底确立了一哥的地位。中共七大召开，党的许多高层领导人纷纷向毛做了检查：

4月20日，重病的王明向大会递交了长篇书面检查；
4月30日，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发言中，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4月30日，彭德怀在大会发言时自我检讨；
5月2日，张闻天（洛甫）向大会做了长篇检查；
5月3日，秦邦宪（博古）向大会作了长篇检查；

期间，刘伯承、叶剑英、杨尚昆、朱瑞等领导人纷纷自我批评。没有被要求做检查的要么是毛的亲信，如任弼时、康生，要么是刘少奇系统的人，如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人。“检查”至此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是一哥的“紧箍咒”。建国后历次党内政治冲突，必有“检查”的影子。这种方法最妙的地方在于，当时可以对当事人形成精神压迫，事后又是有字有据，长期留底，可谓标本兼治。

一脉相承，各级机关、学校也纷纷兴起这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一直至今。

等级森严的高干供给制

列宁式的党是罗曼蒂克的、乌托邦的。38年-40年前的中共即是如此，自上而下充满理想主义的俄式浪漫。38年到45年，毛用了7年成功改变了这一切。理想化的同志平等被森严的等级制取代。这种改造是成功的。当然，与其说把成功归因于毛个人出众的领袖天赋，不如说长期战乱和落后的中国社会为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没有长期的战乱，毛不可能利用军事才能压倒众多的知识份子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也不可能轻易将东方专制主义和斯大林极权主义强加于理想色彩浓重的中国共产党。

毛在党内站稳脚跟后，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完成了“定朝仪”的工作。众多规矩中，“高干供给制”最具现实意义。在任等人的操办下，一视同仁的党内生活被打破，干部按照级别开始吃“大灶、中灶、小灶”，生活中的等级差异随之固化。

“高干供给制”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首先，“高干供给制”是对党内反对派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留苏派进行的精神打击。乌托邦式的俄式干部看不惯等级制度，一面身在其中又不断受着物质差距的刺激。知识分子的气节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普遍的打击。

其次，它还是一种对农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合。军队中大量的农民将领非常欢迎等级制，认为这是一种“论功行赏”，是一种“按劳取酬”。“高干供给制”一面成为打击对手的政治武器，一面成为激励部署的薪酬体制，是符合当时在位一哥的政治需要的。正如王实味指出，等级制度“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王实味后被康生砍头，弃尸枯井，说话时已经是延安的“中灶”干部）。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

列宁本人和他的革命同志从来不了解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转的，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部了解，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罪恶。他们都是些职业革命家，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党的经费。不过，在1917年前，当他们流亡西欧、中欧之时，有些同志偶尔曾经在企业中从事过低级的日常文案工作。这就是他们的工作经验，他们不得不填写表格、抄写信件、在账本中填写数字、把文件归档，这些经验，就是列宁关于企业活动所能得到的全部信息。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姚中秋译，第127页。

海明威：《卧车列车员》片段，蔡慧译。牟森先生曾将此段取名为《秋意》，恰如其分，身临其境。

 “天一下起雨来，在火车上就觉得日子长得难捱了。雨打得车窗玻璃都湿了，再也看不清楚窗外的景色，而且在雨里看去反正车外什么都是一个样。我们路过好多个大小城镇，可是没一处不在下雨，火车在奥尔巴尼过哈德孙河时，雨下大了。我走出车厢，站在连廊里，乔治把门打开了，好让我看野景，可是眼前见到的却只有湿漉漉的铁桥架，落在河里的雨点，还有就是那水淋淋的列车了。不过外面却有股子好闻的气味。这是一场秋雨，从开着的门里透进来的空气闻起来很清新，好似潮湿的木柴、沾水的铁器，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湖滨的秋天。”

按：本文改写自杨继绳的《墓碑》一书。原作者介绍，相关资料主要来自《炎黄春秋》1993年第3期上杨闻宇的文章。在此向原作者致敬。

引洮的出发点，是因为陇中和陇东严重缺水；引洮之所以造成灾难，是因为用行政强制办法去做没有能力做的事。

左宗棠说：“陇中苦瘠甲天下”，其所以苦，就是没有水。这里的年降雨量平均不到4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400多毫米，而这可怜的400毫米的降雨70％以上集中于7、8、9三个月的几场大雨。春夏期间没有水，小麦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节，就是灌不了浆，收成很低很低。

这里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大多数是干涸的。

只有洮河是个例外，但除临洮县和岷县以外，其它县不能受洮河之惠。

这样，陇中和陇东地区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就全依赖雨季的降雨。

恶劣自然环境造就了奇特的生活方式。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之用。所谓水窖，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漏，下雨时存5－10方水，再在窖口盖上盖子。过去，在这里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而是看存了多少水。

甘肃中部东部是黄土高原，土层很厚，只要有水，这里一定是富饶之地。据《岷县志》（1995年版）介绍，洮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在其上游的岷县，平均流量120立方米／秒，实测最大流量1500立方米／秒（P＝5％）。在县城旁边的河段，只见清流滚滚，是大西北少有的丰沛的水量。

在大跃进的年代，中共甘肃省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洮河引上黄土高原。1958年2月11日，在中共甘肃省委二次二届会上正式决定了“引洮水上董志塬的计划”。这个计划所划定的灌溉范围东西长320公里，南北宽200公里，灌溉耕地1500万亩。其工程的初步规划为：总干渠引水150立方米／秒，由海拔2250米的岷县古城水库起始，经临洮、渭源等县，到达海拔1400米的庆阳县董志塬，全长1150公里，总干渠水面宽40米，渠底宽16米，水深6米，50吨到100吨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称为“山上的运河”。另有干渠15条，总长3500公里。引水工程还包括两座水库，估算土石方20亿立方米，浆砌石和混凝土约273万立方米。还可以利用落差建几十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4万千瓦。当时设想，这项引水工程建成后，20多个县面貌大变：“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岭，牛羊成大群，鱼鸭满池塘，电站林立，电灯齐明，机声轧轧，汽笛鸣鸣，船只如梭。”

引洮工程于1958年6月12日正式开工，先后动员定西、天水、平凉三个专区近20个县的干部和民工参加修建。职工达3000多人，民工10万多人，施工高峰时达16万人。计划四年半完成。平均日投入劳动力：1958年10.6万人；1959年11.2万人；1960年8万人。截至1960年底，两年半投入直接工6000万个工作日。

这个工程倡导者宣传的前景鼓舞人心，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1958年9月，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的447位代表参观了这一工程。国家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屈健和代表们给予整个工程很高的评价。动工以后，全国20个省、自治区的650名代表到工地参观。1958年秋季，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特地到工地视察，他说：“这个工程不但有全国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引洮上山显示出我们不仅是社会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最重要一条是敢想干。这一点甘肃跑在前面了，这是共产主义风格，……它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前景。“在会川指挥部的山崖上，刻着朱德委员长的1958年10月9日的题词：”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从开工之日起，引洮工程一直是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进行的。工程指挥部认为，右倾机会主义一遇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向党进攻，千方百计地企图迫使工程下马，迫使引洮工程失败。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谁发表对工程不同意见，谁就可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么巨大复杂的工程，却采取“三边”和“三分段”的作法，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和“分段测量、分段设计、分段施工”。后来又加了一“边”：边修改。按最初设计方案，总干渠上53座隧洞，总长64公里。后取消全部隧洞，总干渠一律改为明渠。对越不过去的崖头，或深劈而过，或长距离绕开。深劈之时，最深的竟达219米，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竟达2300万立方米。数千民工站在崖头干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个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弃深劈，部分采取隧洞。

古城水库设计容量为3亿多立方米，坝高42米。是引洮上山的枢纽工程。

1958年5月第一次“土法”截流，发生决口而失败。

7月初第二次截流初步成功，8月中旬洮河上游骤降暴雨，河水陡涨。洪水冲下来的木材、麦草堵塞了导流渠，大坝有被冲毁的危险，两万名民工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只好决口排洪。决口排洪救民工被定为“破坏事件”，这件事的决策者受到惩罚。

10月21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数万民工又掀起第三次截流。工程上马不到两年难以为继。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省委书记张仲良在会上提出“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但是，客观事物并不迎合张仲良的主观愿望。经过两年半的艰难施工，到1960年底，已无法进行下去。

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改组了甘肃省委，张仲良下台。新的省委决定，引洮工程1961年6月全线停工。引洮工程局在总结与检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1，工作量大，工期长，原规划中对引洮效益估计偏高，工作量估计偏小；按偏小的工作量计算，也需12亿个工作日；2，技术问题没有过关。如高边起坡稳定问题，滑坡问题，坡积地区的防渗、防破坏问题，黄土的防渗和湿陷问题等，都没有解决。

1961年8月17日至22日，水电部在张含英部长主持下，就引洮工程开了一个座谈会，认为，这一工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克服的困难。

1962年3月8日甘肃省委决定，引洮工程正式下马。

引洮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例如，在1958－1959年甘肃省粮食收支计划中，全省征购粮食44000万斤，销售粮食13390万斤。而引洮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粮7500万斤，占征购粮食总量的17％，占销售粮食总量的56％，其中主要用于引洮工程。

后来官方资料披露：“引洮工程三年耗费6000万元，国家投资1.6亿元，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一亩地也没有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

所谓投资1.6亿元，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那个大刮共产风、随意调的年月，无偿占用了农民多少财富和劳动，是一个远大于1.6亿的数字。

有人说，“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血淋淋的下马。”所谓血淋淋的下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程拖到后期已陷入了全国的“困难时期”，工地上饿死无数。工伤死亡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除了引洮工程以外，还安排了其它水利工程。就是到了1960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209座。1960年完成了191座。动员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270万人。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成功的水利工程。湖北省浠水县的“东西干渠”是1958年“大跃进”时开工的，六十年代建成后到八九十年代还受益。最有名的是河南林县1960年2月开始建设的“红旗渠”于1969年建成，至今还被人们当作奋发图强的典范。为什么引洮工程留下骂名，而“红旗渠”今天还被人歌颂？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解释的。平心而论，在大跃进的荒唐背后，有些事情也体现了老百姓的心愿。问题在于独断专行的决策机制和强制性的执行手段。这种决策机制必然造成决策失误，强制手段必然造成对老百姓的剥夺。这种决策机制和执行手段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

“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

“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

“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

“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

“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

“于右任（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

“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

“吴三连（吾三连）。”

孙：

“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

“赵元任（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

“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

“是……是赵丽莲（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

“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摘自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