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问苏格拉底该不该结婚。他答：两种结果都会懊悔的。

·比喻，总是跛足的。

·知识本身就是高强度的压力。

·艺术上从来没有你死我活，只有你活我活。

·规律背后，有命运在冷笑。

·记，比读书还要紧。

·唐诗宋词，多少爱情，没有一篇讲＂我爱你＂。

·走在正道上，眼睛看着斜道，此之谓博大精深。有人走正道，一眼不敢看邪道。有人走正道，走着走着，走邪道上去了。

·使徒保罗说：＂看得见的东西是被看不见的东西主宰的。＂

·垮掉一代是吃饱了叫饿，睡足了失眠。

·不是人多就必有天才。蚂蚁再多，不会出个钢琴家。

·中国的公园，许多人在那里弄气功，抱住树，晃头——那是怕死，没有别的意思。穷凶极恶地怕死（说着，学抱树晃头的动作）。他们心里在想：一个呢，这样可以不死，一个呢，这样不花本钱。

·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信。信呢，是写给别人的日记。

·希腊人当年的知识范畴如何？很狭隘。希腊人不知道世界史，不知道世界地理，不知道其他种族。希腊的得天独厚，是正确、有力、美妙的文字，表达了不朽的思想。从前有一说：诗人不宜多知世事。希腊整个文化艺术像是一个童贞的美少年。想起希腊，好像那里一天到晚都是早晨、空气清凉新鲜。整个希腊，是欧洲觉醒前的曙光，五百年光景，是西方史上突然照亮的强光。

·希腊是偶然的希腊、空前的希腊、绝后的希腊，希腊的现在，已糟糕。

·希腊精神是健康的。一开始，他们的诸神之上就有命运。从国君到国民，心照不宣地将命运置于诸神之上。希腊的潜意识，是无神。

·文艺复兴，似乎复的是基督教之宗教，其实复的是希腊精神。希腊精神是他们在宗教画中大量夹带的私货。

·希腊悲剧的通识与基调，是一切都无法抵抗命运。

·凡是健全高尚的人，看悲剧，即骄傲又谦逊地想：事已如此，好自为之。一切伟大的思想来自于悲观主义。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一开始就悲观、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中国、印度、埃及、玛雅、波斯，众神像代表权威，恐怖，要人害怕、慑服。只有希腊人崇拜美丽的权威、美丽的众神。维纳斯、阿波罗，为什么美？那根本不是一个人。美，最后带来人格的美：勇敢，正直，战死不丢盾牌。为什么美好？美就是快乐。

·知名度来自误解。

·宗教总是从情理开始，弄到不合情理，逼人弄虚作假。

·全世界的理想主义都有目标。耶稣的理想主义毫无目标。

·任何流传的信仰以误解始成。

·行善结果归功天国，易被人误解利用，偷换概念。雷锋做好事，归党，即此。

·不求甚解就是一种解。

·耶稣以圣人之心度凡人之腹，圣人很苦恼，凡人做不到。

·发誓本身已是取巧、窍门，真正的善，不必誓，否则已带有欺骗性。

·吓倒你，不彻底的，使你惭愧而悔改，才是真的征服。

·在智慧层次上，宗教低于哲学：宗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低层次的，平民的，乡愿的。善之可爱，即因无报偿。

·善人有度量，有远见，看到将来，是扩大利益、缩小弊端之人。恶是无远见的，只顾眼前，不容异己。

·弄虚作假的人其实是麻木的。他们鉴貌辨色，八面玲珑，而对自然、宇宙，极麻木。真正敏于感受，是内心真诚的人，所以耶稣见百合花就联想到所罗门。

·基督教是个人主义，西方知识分子易相信，爱人如己。中国知识分子爱信小乘，终身做起。愚夫愚妇信大乘，要上天国。

木心认为色诺芬写不好苏格拉底：

色诺芬写过苏格拉底，不敢恭维。柏拉图写过苏格拉底，帮苏格拉底忙，色诺芬帮苏格拉底的倒忙。

木心表白对古希腊三人作为真理化身的的崇敬：

生在后现代的人，如何研究这三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实是在找真理。至今，还有真理埋没在他们身上。我不忍盗墓，愿代客盗墓，不取分文。

木心更爱《新约》：

到目前为止，《旧约》不敢说读过几遍，读《新约》，无论如何超过一百遍。这不是故意求纪录。比如你与一个杰出的人物交朋友，几十年交往，谈话几百次，有什么奇怪呢？而《旧约》好比是外公外婆家，我不常去，去也是为看看舅舅的儿子女儿（即《旧约》中“诗篇”“雅歌”），和外公外婆礼貌性说个三言两语而已。

·唯物史观因找规律，爱预言，而预言皆不准。如预言工人会上政治舞台，结果是希特勒。

·说几句司马迁的坏话：他的伟大，是有限的，他的精神来源是孔老二，是儒家精神，用儒镜照史，是迂腐的。他能以孔子论照，何不以老子论照？试想，如果司马迁这面镜子不是孔牌，而是李牌，不是“好政府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那么，以司马迁的才华气度，则《史记》无可估量地伟大。以唯物史观的说法，这叫做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

·史家、艺术家，一定要从不可分的普遍性的东西中分出来。史家分出个体性，还得放进普遍性。艺术家分出个体性，不必再到普遍性。

·历史学家，是真口袋里装真东西。艺术家，是假口袋里装真东西。

·美术史，是几个艺术家的传记；文学史，就是几个文学家的作品。

·李聃、乔达摩，论智慧，应在苏格拉底之上。苏格拉底以希腊之心，问世界之大。他再问，只能问到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