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内的辩论赛渐有式微之势。参与者方面，参与群体越来越小众化和专业化；影响力方面，辩论赛已经沦为一项准娱乐活动而非曾经的学术活动，辩手在学生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小；活动本身方面，古典意义上的思辨风格越来越没有观众市场，传统的逻辑拆解与各类形而上的因素一样，正在面临着达尔文式优胜劣汰的挑战。辩论越来越像穿着演讲外衣的相声小品，而不是口语传播形式的文以载道。

如果上面的文字只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下面的图片可以提供一些说服力：

辩论赛的搜索波峰依然保持在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开学后，但整体的震荡趋势逐渐下移，波峰越来越低。当然，Google Trends并不能代言互联网搜索，我们当然可以说随着Google被干扰，搜索流量逐渐流向了百度。可是我们观察关键字“微博”和“facebook”可以发现，Google Trends是可以印证日常的主观感受的。

式微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条：

一、宏观政策层面存在天花板。

2004年，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以下简称“16号文件”）。现在看来，“16号文件”对大学校园辩论赛的影响是巨大的。2005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高校的党团系统“言必称16号文件”。出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很多辩论赛原本的红线被强化了。2005年前后高校兴起的政策性辩论赛、Oregan式辩论赛被设置了不可逾越的天花板，政策性辩论内含的丰富想象空间被严格限制在各方均可接受的妥协范围内。你可以讨论北京出租车该不该涨价，但不可以讨论该不该允许军车中出现奔驰宝马；你可以讨论春运火车票涨不涨价，但不可以讨论为什么部级干部在各地机场可以拥有要客通道；你可以讨论国有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但不可以讨论英国俄罗斯式的私有化改革能不能被我国借鉴。16号文件于无形中在辩论赛的天空架设了一个天花板；校园辩论赛，躺着中枪。

二、学生群体阶层化明显，有的人不屑于此，有的人已无心于此。

最近五六年，是大学生群体内部日渐分化的五六年。拥有大量资源者已较少的参与校园活动，而更多的人已经明确四年后的目标是国外某所大学，开始用脚投票。早先的蒋昌建、林正疆、余磊虽然气度依然，却已不具备模仿的现实价值。校园辩论赛已不再是学生们改变命运或自我提升的上佳选择，甚至已不是理性选择。晚近的黄执中以辩论之功随师游梓翔入马英九阁，成为台湾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常委，其事迹故能于坊间引起一番又一番的卧谈，但借鉴意义确实有限。桔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呢？去相信“通过辩论可以成为黄执中”，不如去相信“通过指导辩论可以成为下一个王沪宁”。

三、速成主义泛滥，辩论赛愈发娱乐化。

辩论的要义是思辩。上场之前，要日思夜想，才可能格物致知，融会贯通。一个不太好的现象是，如今的校园辩论愈来愈像娱乐活动。辩手们在场上恨不能妙语连珠，观众们在场下恨不能前仰后合。少数大一大二的年轻辩手，为了获得现场效果，不惜拿自己开涮，拿队友开涮。我现场见过一场表演赛，干脆用上了PPT。不是说PPT不能用，只是准备了精美的PPT，赛前还有多少时间留给思考呢？郭德纲曾评价部分相声演员，“还没学会呢，先红了”。在娱乐性辩手中，“没会先红”并不鲜见。艺人郭德纲可以说相声，厨师孟凡贵也可以。但郭德纲对言语细节、现场效果的掌控力，岂是厨子可比的？人民大学法学院有一位辩手，从事辩论活动时废寝忘食，曾经边走路边打着手势听比赛录音，因太过投入一头撞树。几年后在部队里主持会议，令视察的中将忘记时间，一直听了他半个小时——中将出席会议原定时间只有5分钟。后来，他因此受到地方部队领导的嘉奖。要是早生2500年，我猜他的名字可能会出现在《战国策》里。辩手因辩论收获的不应是身外的名誉，而应是内心的智慧；不应是别人眼中闪出的钦羡，而应是自己眼中透出的从容。

此外，技术手段的进步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影音设备门槛的不断降低，记录、传播影音资料变得越来越容易。模仿的门槛不断降低，同时原创的相对成本持续提高。但这最多只是懒人的借口，很难和上面的三点等量齐观。

当下的辩论赛，与八十年代的校园诗歌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这不是一条泡水的木柴，不知猴年马月才能重新生火；校园辩论是一块缺氧的木炭，一旦重获氧气，顷刻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