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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期间大炼钢铁“1070万吨指标”究竟是怎么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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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主张大炼钢铁。原已超额的钢铁生产指标,终于被新指标代替了。这新指标对钢铁生产的预计是,一九五八年的生产量是一九五七年生产总额535万吨的“翻了一番”,成为1070万吨了。

关于这个指标,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著作记录:

1958年6月19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领导开会,毛问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冶金部1958年钢产指标为1100万吨(对外公布是1070万吨)。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

实际上,据唐德刚回忆,“二五”计划中这一钢铁产量大翻身,是出于一个天大的偶然。据当时分管钢铁生产的副总理薄一波的回忆:

毛泽东在1958年的6月初想提高钢铁生产量。为此,毛专门召见薄一波到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头咨询。

毛在池中问薄,1958年的钢铁产量的指标能否翻一番?刚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个身,因而随口说“翻一翻”。

毛闻言大悦,就说翻一翻吧。

他二位决策者,因而就这样决定了1958年全国的钢铁产量“翻一番”,就这样确定了1070万吨的指标了。

据唐德刚考证,这个在游泳池里“翻一翻”的故事是根据国务院体改所前所长阮铭教授,听薄一波在文革出狱后亲口说的(见阮铭:《中国大陆无程序决策》,载于1993年5月的《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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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钱学森到底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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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

在人们对“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全国青年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农业中的力学问题》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年9月25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万斤。

“因为看了钱学森的文章”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

因为看了钱学森的文章。

毛的回答固然有些推卸责任的意思,但科学家的危害确实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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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跃进”一词的来历

题记:关于“大跃进”中“跃进”一词,其产生的过程是一波三折的,有些段子杂合其间。试整理如下。

人民日报“其功不在禹下”

1958年5月25日,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彭真送来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跃进”一词是这篇社论最早使用。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段话,称赞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词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几位) 科学家。

毛泽东5月26日上午7时

“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

在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处使用“跃进”这个提法。

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表扬《人民日报》社论,好像自己的专利权被别人侵犯了一样,连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并标明“跃进”这个词在第9页和第14页上。同时为自己反冒进的错误辩解,但辩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谦恭的,对自己首先发明“跃进”一词的估价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9页和第14页上提到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

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40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从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代会上发言,说那是“开始觉醒”,经过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的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立的是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大旗,破的是反“冒进”而“促退”的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的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1958年5月26日夜

看来,“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而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为了不埋没周恩来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功劳,毛泽东把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发给到会的人。

小平同志:

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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