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关于“大跃进”中“跃进”一词，其产生的过程是一波三折的，有些段子杂合其间。试整理如下。

人民日报“其功不在禹下”

1958年5月25日，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彭真送来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跃进”一词是这篇社论最早使用。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段话，称赞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词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几位） 科学家。

毛泽东5月26日上午7时

“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

在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处使用“跃进”这个提法。

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表扬《人民日报》社论，好像自己的专利权被别人侵犯了一样，连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并标明“跃进”这个词在第9页和第14页上。同时为自己反冒进的错误辩解，但辩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谦恭的，对自己首先发明“跃进”一词的估价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9页和第14页上提到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

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40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从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代会上发言，说那是“开始觉醒”，经过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的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立的是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大旗，破的是反“冒进”而“促退”的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的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1958年5月26日夜

看来，“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而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为了不埋没周恩来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功劳，毛泽东把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发给到会的人。

小平同志：

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时

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讲述了许多整风运动的细节。细节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许多当时的创造至今仍在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社会。挂一漏万，草记如下。

“社会关系”、“证明人”

在入学、入职、入党等正式的表格中，“社会关系”、“证明人”一栏一般都在第二页。个人信息表中填写社会关系，是延安的首创。长征结束，中共在延安站稳了脚跟。38年前后，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青年投奔（影视作品中的反映大多是此时）。40年左右，这扇大门关闭了。革命事业节节推进，“扩招”自然带来了内部整顿的需要。随着毛任命陈云、李富春负责中组部，康生负责中央社会部（厂卫部门），一整套文武兼备的审查制度形成。组织部在前，社会部在后，延安开始“审干”，人人过筛子。过筛子的方法就是在组织部门的要求下填表、写自传，写社会关系，写个人历史，写证明人。判断的方法有两个，第一是通过让同一人反复写，并不断细化细节，对比其中的不一致，第二是归拢不同人的不同材料，利用其中的共同点相互核对。

个人信息中填写社会关系，填写证明人，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如果清楚了当时的“整顿”、“审查”背景，不难看出其中潜在的有罪推定。“社会关系”、“证明人”这类格子，也是现存为数不多的“革命基因”了。

写笔记和写检查

现在的成年人在学生时代大概都写过检查。判断检查合格与否的标准往往是“对错误的认识深刻不深刻”。当然，深刻与否的标准又在于掌握强制力的人主观判断。写检查源于整风运动期间的“写笔记”。

王实味事件后，1942年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亲自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大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直到前几年的“保先”教育活动，“运动笔记”依然是一大法宝。只不过在信息化的今天，这种形式似乎只能形成热门关键字，很难触及灵魂深处了。

“写笔记”变为“写检查”并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确立于七大。1945年4月，毛彻底确立了一哥的地位。中共七大召开，党的许多高层领导人纷纷向毛做了检查：

4月20日，重病的王明向大会递交了长篇书面检查；
4月30日，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发言中，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4月30日，彭德怀在大会发言时自我检讨；
5月2日，张闻天（洛甫）向大会做了长篇检查；
5月3日，秦邦宪（博古）向大会作了长篇检查；

期间，刘伯承、叶剑英、杨尚昆、朱瑞等领导人纷纷自我批评。没有被要求做检查的要么是毛的亲信，如任弼时、康生，要么是刘少奇系统的人，如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人。“检查”至此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是一哥的“紧箍咒”。建国后历次党内政治冲突，必有“检查”的影子。这种方法最妙的地方在于，当时可以对当事人形成精神压迫，事后又是有字有据，长期留底，可谓标本兼治。

一脉相承，各级机关、学校也纷纷兴起这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一直至今。

等级森严的高干供给制

列宁式的党是罗曼蒂克的、乌托邦的。38年-40年前的中共即是如此，自上而下充满理想主义的俄式浪漫。38年到45年，毛用了7年成功改变了这一切。理想化的同志平等被森严的等级制取代。这种改造是成功的。当然，与其说把成功归因于毛个人出众的领袖天赋，不如说长期战乱和落后的中国社会为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没有长期的战乱，毛不可能利用军事才能压倒众多的知识份子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也不可能轻易将东方专制主义和斯大林极权主义强加于理想色彩浓重的中国共产党。

毛在党内站稳脚跟后，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完成了“定朝仪”的工作。众多规矩中，“高干供给制”最具现实意义。在任等人的操办下，一视同仁的党内生活被打破，干部按照级别开始吃“大灶、中灶、小灶”，生活中的等级差异随之固化。

“高干供给制”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首先，“高干供给制”是对党内反对派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留苏派进行的精神打击。乌托邦式的俄式干部看不惯等级制度，一面身在其中又不断受着物质差距的刺激。知识分子的气节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普遍的打击。

其次，它还是一种对农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合。军队中大量的农民将领非常欢迎等级制，认为这是一种“论功行赏”，是一种“按劳取酬”。“高干供给制”一面成为打击对手的政治武器，一面成为激励部署的薪酬体制，是符合当时在位一哥的政治需要的。正如王实味指出，等级制度“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王实味后被康生砍头，弃尸枯井，说话时已经是延安的“中灶”干部）。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