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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的木心(3)


木心 文学回忆录

·希腊人当年的知识范畴如何?很狭隘。希腊人不知道世界史,不知道世界地理,不知道其他种族。希腊的得天独厚,是正确、有力、美妙的文字,表达了不朽的思想。从前有一说:诗人不宜多知世事。希腊整个文化艺术像是一个童贞的美少年。想起希腊,好像那里一天到晚都是早晨、空气清凉新鲜。整个希腊,是欧洲觉醒前的曙光,五百年光景,是西方史上突然照亮的强光。

·希腊是偶然的希腊、空前的希腊、绝后的希腊,希腊的现在,已糟糕。

·希腊精神是健康的。一开始,他们的诸神之上就有命运。从国君到国民,心照不宣地将命运置于诸神之上。希腊的潜意识,是无神。

·文艺复兴,似乎复的是基督教之宗教,其实复的是希腊精神。希腊精神是他们在宗教画中大量夹带的私货。

·希腊悲剧的通识与基调,是一切都无法抵抗命运。

·凡是健全高尚的人,看悲剧,即骄傲又谦逊地想:事已如此,好自为之。一切伟大的思想来自于悲观主义。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一开始就悲观、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中国、印度、埃及、玛雅、波斯,众神像代表权威,恐怖,要人害怕、慑服。只有希腊人崇拜美丽的权威、美丽的众神。维纳斯、阿波罗,为什么美?那根本不是一个人。美,最后带来人格的美:勇敢,正直,战死不丢盾牌。为什么美好?美就是快乐。

·知名度来自误解。

·宗教总是从情理开始,弄到不合情理,逼人弄虚作假。

·全世界的理想主义都有目标。耶稣的理想主义毫无目标。

·任何流传的信仰以误解始成。

·行善结果归功天国,易被人误解利用,偷换概念。雷锋做好事,归党,即此。

·不求甚解就是一种解。

·耶稣以圣人之心度凡人之腹,圣人很苦恼,凡人做不到。

·发誓本身已是取巧、窍门,真正的善,不必誓,否则已带有欺骗性。

·吓倒你,不彻底的,使你惭愧而悔改,才是真的征服。

·在智慧层次上,宗教低于哲学:宗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低层次的,平民的,乡愿的。善之可爱,即因无报偿。

·善人有度量,有远见,看到将来,是扩大利益、缩小弊端之人。恶是无远见的,只顾眼前,不容异己。

·弄虚作假的人其实是麻木的。他们鉴貌辨色,八面玲珑,而对自然、宇宙,极麻木。真正敏于感受,是内心真诚的人,所以耶稣见百合花就联想到所罗门。

·基督教是个人主义,西方知识分子易相信,爱人如己。中国知识分子爱信小乘,终身做起。愚夫愚妇信大乘,要上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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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的木心(2)


木心 文学回忆录

·唯物史观因找规律,爱预言,而预言皆不准。如预言工人会上政治舞台,结果是希特勒。

·说几句司马迁的坏话:他的伟大,是有限的,他的精神来源是孔老二,是儒家精神,用儒镜照史,是迂腐的。他能以孔子论照,何不以老子论照?试想,如果司马迁这面镜子不是孔牌,而是李牌,不是“好政府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那么,以司马迁的才华气度,则《史记》无可估量地伟大。以唯物史观的说法,这叫做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

·史家、艺术家,一定要从不可分的普遍性的东西中分出来。史家分出个体性,还得放进普遍性。艺术家分出个体性,不必再到普遍性。

·历史学家,是真口袋里装真东西。艺术家,是假口袋里装真东西。

·美术史,是几个艺术家的传记;文学史,就是几个文学家的作品。

·李聃、乔达摩,论智慧,应在苏格拉底之上。苏格拉底以希腊之心,问世界之大。他再问,只能问到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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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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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有著名的历史三峡论。

他将四千多年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和民治三大阶段。其中要经历两大历史三峡,也就是要经历两大历史阶段的转变。“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并说经历约200年,到大约西元2040年,中国历史将会走完第二个“长江三峡”,迎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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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交流”和生态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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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征服往往以“器物”的优势为前提,是建立在谋略或暴力的基础上。贡德·弗兰克说,不一定。

欧洲人随身带来的病菌乃是他们最强大的征服武器。他们在新世界横扫一切,因为当地居民对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毫无免疫力。……在加勒比海地去,几乎所有的土著部落居民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扫荡殆尽。

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进展,与其说是靠着军人和移民的武装,不如说借助于他们带来的病菌。正如Alfred Crosby指出的:“来自人口稠密地区的人们向较空旷的移民区移动时,享有细菌战的优势曾经是(现在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这种征服的速度到了什么程度?科特斯(Cortez)和皮萨罗(Pizzaro)这两个匪头子居然发现:

他们带到沿海的天花赶在他们前面传到内地。

不知当年中原人口南迁时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印象里“南征”往往受困于瘴气、恶毒,反倒是征服者成了细菌战的受害者。

(201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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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摘记


  • 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域的法,所具有的不同的发展道路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通过“比较”而产生的结论只能是“不同”,如果产生了所谓的“缺陷”那一定不是历史的真实。

引言

  • 这一百余年,我们始终未能摆脱以国势强弱论文化优劣的束缚,而这一点在对中国传统法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 与西方式传统为动力相反,我们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将历史与传统视为包袱。
  • 当我们费力地从浩瀚的古籍中归纳出所谓的中国古代的民法、经济法、行政法时,法的古今比较已经误入了歧途。完全可以说我们交手给学生和读者的是一个被现代法的“预警”和体系阉割了的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中国古代法”。

第一章 “古代法”与“传统法”

  • 严复言:盖在中文,物有是非谓之理,国有禁令谓之法,而西文则通谓之法,故人意遂若理法同物,而人事本无所谓是非,专以法之所许所禁为是非者,此理想之累于文字者也。
  • 法源自于习惯。 * 根据社会学和民族学的调查资料,可以得知依据习惯的裁判,其程序并不比成文法时代简陋。
  • 法 国著名启蒙家卢梭对理想中的法作了这样的描述:“我们无须再问应该由谁来制定法律,因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我们既无须问君主是否超乎法律之上,因为君主 也是国家的成员;也无须问法律是否会不公正,因为没有人会对自己本人不公正;更无须问何以人们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从法律,因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 记录。”
  • 曾宪义先生提出在向现代化法努力行进的过程中,应树立起这样的法观念:人民主权观念、法律至上观念、公民权利观念、尊重私权观念、职权法定观念、程序正义观念。
  • 每当社会处在变革,尤其是激烈变革时,传统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往往会被夸大,成为众矢之的。但完全背离传统的变革又是注定无法取得成功的。
  • 一些与法传统暗合的法律制度却在实践中总是能取得出人意料的为世人注目的成功,如调解制度,如对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法的认可和改良。
  • 法与法传统都是发展着的,可以预见的是法在经历了近现代“趋同”的发展历程后,个民族和国家的法传统及正在不断形成的新的法传统将会使法的发展走向“和而不同”,即统一与特点并存之路。
  • 法强制的基本特征是物质力量适用上的一般社会承认,它或者以威胁的方式,或者事实上由特权部分为合法的理由,以合法的方式和在合法的时间内适用。
  • 作者([美]柯特勒)写道:至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反共是美国政府信仰的长期主题。反共活动定期出现十字军东征式的狂热,无情的蹂躏那些步调不一致的人们。
  • 这一次较量(百日维新)的结果令人深思:主张立宪者或被绑赴刑场、或被迫逃往异国。但立宪的主张不久却被镇压立宪者的朝廷所接纳。 * 周亡而周礼不绝,秦灭而秦制不衰。
  • 传统法则是今人用现在法的理论对已经静止了的、随着时代已成为“过去”的古代法的一种诠释。对古代法的历史观察越全面、越细致,对传统法的研究就越深刻、越有价值。
  • 传统法的意义对西方社会是不言而喻的:珍惜自己的传统就是珍惜现实与未来。
  • 法传统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凭着历史的发展惯性影响着现实,而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也正产生于这“不自觉”的“惯性”。

第二章 中国传统法的基本概念

  •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 对古人来说不言而喻、习以为常的事正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难点。
  • 狭义的法观念直到现在对中国社会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人们说‘法律’的时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刑法。‘某人犯了法’的意思基本上等同于‘某人犯了罪’。”
  • 律者,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
  • 当神意淡化后,法的价值、法的灵魂何在?
  • “合理的缺陷”换来了整体的和谐。
  • 礼由神秘化而演进为自然化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这一进步使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传统法避免了宗教的陷阱,走上了崇拜自然为主的道路。
  • 中国人从来不崇尚武力征服,而更注重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也是在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的前提下进行的。
  • 礼有其独特的价值追求,有其独特的有机体系,从这一角度来说,礼就是“礼”,她是无可更变的。
  • 简单的说,礼所追求和提倡的是“人伦道德”,也就是直到今天乃至将来,中国人也无法完全割舍的“忠、孝、节、义”。
  • 在古人的观念中,法必须体现礼义所倡导的精神,失去了礼义,法就失去了价值,违背了礼义,法就成了不祥之物。
  • (梁启超:)故儒家者,非持简单肤浅的人治主义,而实合人治法治以调和之者也。
  • 西方传统的近世法治,重制的目的在于“制约权力”;而法家的法治,重制的目的却在于“加强集权”。
  • 梁启超说法治主义有其普遍的“短处”,即“过信国家权力”、“妨害个性发展”、“逼着人民在法律范围内取巧”,而法家的法治主义又有其特有的“短处”,即“问法律从哪里出呢?还是君主,还是政府。”“法律万能,结果成了君主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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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文字


中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从斯大林说起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斯大林映射成一个暴君的形象。深思之后不难发现,斯大林无愧伟人的称号。斯大林接班不久,苏联国内盛行有两种发展考虑:一派以斯大林为首,坚持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另一派则以布哈林为代表,坚持按部就班地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循序渐进。

从应然的角度看,从理论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布哈林是对的。但是放到现实中,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斯大林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虽然理论上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从农业到轻工业,最后到重工业,资本主义道路如是,但当时国际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国内情况也是不容领导人有任何的懈怠。这个时候国家道路的选择就变得尤为重要。当时的希特勒已经磨刀霍霍,厉兵秣马,若不是斯大林也磨完了刀干掉了布哈林等一干反对者,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恐怕纳粹的铁蹄冲过国境,任苏联拥有多少战略纵深也是远远不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一国的政治最好的参照就是时间,最好的标准就在于适应客观要求,而绝不在于书本,绝不在于理论。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与我们身体成长规律一样,神经和肌肉走向哪里,骨头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只有神经脉络和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通过理论的先验我们知道,既然一个超越型的社会制度已经建立,也就是一套神经肌肉组织的干细胞系统已经建立,那么这时候的首要问题就一定是建立一个骨头架子,并且安装上牙齿和指甲,最好在拿把刀。社会总是要发展的,这是可以肯定的。和平的发展是需要保障的,对内是需要制度保障,对外需要的则要求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发展条件是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摆在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面前的发展问题,首先就是要推动我们这个饱受磨难的国家尽快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问题是大词逻辑,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表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环境。这句话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说,可以换一个说法:台湾问题不解决,两岸不统一,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这既是国内问题,又是国际问题。既要处理好民族内部的问题,又要有勇气与美日掰掰手腕。西方大国历来有这个传统,就是遇到大点的对手就想分裂人家。南北战争时候英国对美国是这样,百十年前的日本对中国是这样,十几二十年前西方国家对苏联也是这样。现在俄罗斯觉醒了,顿悟了,面对咄咄逼人的欧盟东扩,顶住压力,死也要争取一个加里宁格勒的路上通过权,就是要寸土不让。大如俄罗斯,都对区区加里宁格勒一般弹丸之地寸土不让,何况我们的宝岛台湾?

戈尔巴乔夫曾经梦想着用西方式的民主这一剂所谓的良药拯救百病缠身日薄西山的苏联帝国,结果呢,苏联分裂了。分裂了,原来这个超级大国,除了核武器的数字(恐怕即便是核武器领域,也只能谈谈“数字”)再没有什么能和美国掰手腕的了。解体十多年,北约东扩,欧盟东扩,很快被对手挤了上来,原有的加盟共和国甚至成了欧盟北约的发展对象,这不能不说是苏联帝国的悲哀。归根结底,症结还是在于分裂解体。

有那么一群文化层次不低的人,整天梦想着去做香蕉人,整天梦想着美国式的民主突然降临到华夏大地,在价值层面上,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从逻辑层面上分析一下。首先,美国式的民主,或者说是西方式的民主——美国式的民主当然不等于西方式的民主——是不是必然就适合中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必然存在着如同戈尔巴乔夫一样,改革不成反而把国家弄得一团糟的可能性存在。在这个大环境下是否还允许我们如同古时候那样的王朝兴替一般,不停地循环往复却止步不前的用自己当作试验品?退一步说,即便那种民主真的适应我国,需要我们去改变现实,改变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呢?就算是手脚冻伤了都要先泡凉水不能直接烤火何况一个偌大国家的制度变革?

如果不从“民主理论”这个角度去看,苏联的极权并非那么一无是处。至少余粮收集制的历史评价不是侵权,至少在沙俄专制传统悠远的大地上生活的人们并没有那么怨声载道。集权倒是实实在在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国力能够高效的集中到应该集中的地方去。这一点在我国建国之后也有印证。如果不是建国后的现实,哪能够做到重点工程开工,中央一纸令下多少人物怨无悔的马上搬家?遍布全国的中小型水库又要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其必需的征地工作?现实与理论在各个领域都是背离的,我们很难说在那里不是这样。既如此,也就不必如此急于求成,书生意气了。
现实中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成果不错,人民富了。富起来不容易,所以我们最好就不要再打仗了。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记得过去有人提出“野猪的自由”的概念:野猪和家猪相比,自力更生,家猪现在都有单间,也不用自己去寻找食物。但它们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现在机械化和电器化的杀猪方法使猪死时减少了许多痛苦,算是安乐死。野猪则不同,大自然给了野猪一种战斗性格,尽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死,是怎么样死。国家亦如是: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就简单了。有人统计,1820年中国GNP 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 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我们并不算强大,尽管我们牢牢的在国际中掌握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有人说,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至少是有道理的。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二战前的犹太人比现在的中国人要富多了。自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后,基督教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据讲临死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将来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苦难。屠城后犹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国而流浪于世界。高行健说祖国是随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当时祖国也确实是随着犹太人走的,先是走向发财,最后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尸炉。焚尸炉炼出了犹太人的爱国心。从焚尸炉旁跑出来的犹太人,就成了后来以色列国家的奠基者。几个阿拉伯世界的小混混就能把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炸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联合起来,也打不倒以色列。以色列远比美国弱小。这其中最关键是以色列人爱国心。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失去祖国是什么样的味道,以至后来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有些极端,对巴勒斯坦一点都不让。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没有办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曾发过财,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国家主权,有了自己的祖国,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们中国许多人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反倒淡漠了。他们想的更多的是物质幸福,觉得物质满足是幸福的本质。这种观点首先就是错误的。幸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虽然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至少可以肯定不是物质财富的满足。退一万步,即便是,没有国家,再多的物质财富也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幸福罢了。真正的幸福至少是要有保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统一,绝不能像苏联一样分裂。

发展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要好好想想最适合我们的是哪条。选定了,就坚定的走下去。道路不同仅仅是事实判断层面上的差异,永远不会在价值层面具有任何象征意义。一个国家的发展绝对不是要参照某本教材、某个国家、某项数值,而是要看看是否适应客观的真正需要。国家的强盛靠的也不仅仅是魄力、财力、火力,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巍巍中华,五千年国运,新世纪,定将繁荣富强!

200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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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旧文一篇:关于陆机及其他


关于陆机及其他

陆机等人

西晋司空张华见到陆机、陆云兄弟后大异之,不禁说道“伐吴之役,利在获二俊”。(《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二十四》)而二陆之中又以陆机为优。时人卢志问及陆逊、陆抗与兄弟二人的关系。后陆云感叹,天下分裂久矣,天高路远,居然在洛阳还会有人知道先祖;陆机却骂道,我祖辈父辈名扬天下,此人竟不知我们与先人的关系!《晋书》又言:议者以此定二陆之优劣。(《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二十四》)

陆机之为人不可谓不丈夫,其志向不可谓不高远,其大才学既征服了当时的常务首相,也可谓不世,尽管后来的成都王司马颖起兵造反陆机站错了队,可兵败身死也丝毫不能降低这个奇才在历史上的知名度,相反照现在的话说,传奇般的结局应该带来更多的拥趸。

可不知为何,这个骈文时代的明星,这个史上系统论及创作的第一人,却从头到尾没有在语文学科教材中露过面。许多人学习十二年语文,只为求开科一试,每每耗尽心血修炼为文之功,却从未曾听说过这个文学创作领域最早的开山鼻祖,自然更不要提沈约、江淹、徐陵、庾信了。

这绝不是陆机的错。

说起社会地位,恐怕终其一生也没有达到沈约的高度,可沈约呢?各色作文指导、阅读指导经常引用《文心》,又是哪一行提及了沈约才是发现刘勰的伯乐呢?

说起个人履历,恐怕除了传奇般的结局,陆机也难与庾信一生的南来北往比肩,可庾信呢?尽管“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周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三》),可文词再华丽,也只在当世让绿珠、文君们“捧琴”、“送酒”的,又怎能知道一千五百年后他们会被读书郎遗忘,“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只能是那时候的事了,现在,又有谁去读那被“当时后进”“竞相模范”(《周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三》)的《哀江南赋》呢?

说起功业,当上河北大都督几天就死了的陆机怎么也比不上辅佐陈朝开国的元老徐陵,可徐陵呢?辑一部《玉台新咏》实在不易,可惜语文课本上连书名也没提过。

说起搭车,神雕大侠杨过的黯然销魂掌风行华夏,也没能博得半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江淹是谁?《别赋》是什么?语文课本上教我们知识,辅导材料里充斥着高考骗分秘诀,可现在的童生们却连半点考据的概念都没有,哪怕拿到google上搜索一下“黯然销魂”也是好的。当然了,搜也搜不到“黯然销毁者,唯别而已矣”,浮躁的网络除了“黯然销魂掌”、“黯然销魂饭”还能有什么呢?

六朝明星们无一还魂,可惜。

明清的冤文人

说到这里,历史的长河中许多过去的背影已经开始喊冤了。他们是考据、训诂盛行的明清时期的文人。的确,他们已经尽力了。没有二进制,没有CPU的时候,他们用眼睛和大脑为历史抢救了无数的遗产。始自唐代渤海男欧阳询辑《艺文》,宋代李昉、徐铉编《文苑》,直到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六朝虽战乱,可文章却已经被历史尽可能最大限度记住了,六朝大文豪的宝贝都被尽可能保存了下来,尽管比不过陆放翁,至少也比张若虚多了许多。没用,任你陆机再有名,教材偏偏不引,提及骈文,就是四个字——“浮华”、“空洞”,最多恩赐个“言之无物”——逻辑上都过不去:言之无物,难道那时候全国知识分子一起言之无物了四百年?中国文学史上还难道存在着一个“文学中世纪”?那“中国文学的真正黄金时代”(瞿兑之:《骈文概论·总论》)到哪里去了?

那些研究考据的文人冤,毕生的学术成果被人束之高阁。冬烘先生尚且诲人不倦,今天的基础教育语文大纲干脆来个拒之门外。

冤。

诗缘情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大序》如此言之凿凿,仿佛世间的诗都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律己的产物了。魏晋时期,五言诗的创作愈发突出的体现“缘情”趋势,事实已是如此,陆机作个总结,说“诗缘情而绮靡”,这本是没什么错的,诗歌本是情感的产物,就算止乎礼义,也要先发乎情才行。诗歌就是诗歌,背不动太多的包袱。

文“载道”,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美妙的文学背负了太多的包袱,文字太累了。就好像脱离了意识形态的桎梏,脱离了政治背景的枷锁,我们有一天突然发现——原来梁实秋这等“不受欢迎的人”的文章也是非常精妙的。看来不言圣人之志的文章之中也有佳作。

有个中晚唐诗人曾说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还说要“惟歌生民病”。我敬佩他的品格,可文学就是文学,为斗争服务时似乎如何驾驭都无可厚非,可如果和平了半个世纪还在不依不饶把“呐喊”、“彷徨”当作美好的文学的惟一主流,恐怕就不那么合适了。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骈文也好,古文也罢,痛快淋漓直抒胸臆的就是佳作,哪管它的作者是不是准确把住了千百年后的的脉搏!

巴巴罗萨带着威武的十字军东征,却被厚重的盔甲拖累,溺死在小亚细亚深不过膝的小河里。这个叱咤一时的沙场英雄尚且禁不起拖累,何况南北朝时孱弱的文人?

还缘情的诗以本来面目吧!

陆唯物

还是说陆机。

据说刘勰著《文心》,“文心”二字即源自陆机所倡导的为文之“用心”。章学诚说:“刘勰氏出,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如此显赫之人,恐怕在哲学上还有很深的造诣。

他说“意不称物”,这不就是鲜明的亮出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大旗?再想想,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意不称物,也就是说意识经常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这不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吗?

他说“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这不就是说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和认识的第二次飞跃吗?陆机还无师自通的摆正了“正确认识”和“进一步指导实践”的先后次序,陆机生前一定精通马哲吧?要不怎么会说“能之难”更难呢?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这是在说社会意识随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

“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这是在说当部分无序的组合时,整体的功能小于部分。

“极无两致,尽不可益。”这是在说要抓住主要矛盾。

……

如此看来,陆机是个彻底的合格的唯物主义者,退一步说,至少是个朴素唯物主义者。

我们的中学教材可以写英国人发明现代足球是受了春秋时蹴鞠的影响;可以写现代的枪炮起源于唐末的突火枪;我们可以说火箭的鼻祖实际上是明朝的万户,我们可以说原子弹的前辈是过年的爆竹……

为什么我们不能拿出一贯的态度来考虑一下陆机?

为什么我们言必称“文心”却绝口不提它的爷爷“文赋”?

为什么?

悲落叶于劲秋

叶嘉莹先生曾经在讲座中说“学习古典诗歌的无用之为用,其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一种生命的共感”。(叶嘉莹:《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陆机在《文赋》里面讲,“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求的,正是这么一种天人合一的默契,一种万物相同的灵性。人是万物灵长,自然有办法借助语言又超越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意思。刘勰也说过,“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然后恐怕文人们就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了,不管是“手之舞之”,还是“足之蹈也”,毕竟少不了“挂万物于笔端”。这时就需要意与笔的默契了。相信佳作的产生,这种默契是必要条件。而默契的产生,恐怕也是有必要条件的。让一个中国人用外语写作,恐怕即便是学极中西的钱钟书公也未必如母语这般得心应手。

假若因为现在通行的是白话文,作家们用白话文写作,后世由于白话文琐碎直白欠工整便否定了当世的所有佳作,那岂不是辜负了当世操一口白话的众多文曲?我们毕竟不能强迫人背离其社会环境,就好像现在编纂《清史》已不太可能复用文言文一样。

梧桐叶落,天下已知秋,何况劲秋风起,落叶纷纷。行人不免忧从中来,难断难绝。须晴日,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早喜柔条于芳春。

骈文之哀

长假闲暇,一本周振甫的《文章例话》掩卷,鲜见关于骈文的评述。即便是《对语》一节,亦是难寻踪迹。以周振甫助钱钟书公勘定《管锥》、《谈艺》之大才学,岂能忘记骈文主导的三四百年?回想过去,正统的启蒙教育亦如是,似乎除却《出师表》略有四六之意,多是古文、唐宋清诗,且除却李杜、八家传世之作,尤尚于谦《石灰》、龚自珍《杂诗》之气节豪迈,骈文华美的文字反倒倍受冷落。语文学科对骈文的介绍甚至少过中学历史——至少历史学对于八股取士的沿革大体还是说清楚了。

不太情愿地承认,现在的基础教育中纯美的骈文所占份额太少太少了。骈文前面的定语或者后面的补语无不是“浮华”、“空洞”,这也许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前不久与人辩论,辩题是“言可尽意/言不可尽意”,我是正方。这个辩题古已有之,欧阳建等人一千多年前就辩了很久,我只是想说,现在人们第一感觉的“不可尽意”和欧阳建那时候的主流观点“不可尽意”是否完全一样?是否现在每个人都是笃定的“不可知论者”?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不可尽意”是否与骈文的被打压,白话文、简体字的异常兴起有关呢?那些铺陈、排律、声韵、用典的尽意本领是否被我们现代人丢掉了呢?

不能尽意,白话文之哀?

骈文之哀。

一些废话

走过了那段日子,告别了基础教育,仿佛突然被扔进了学术的海洋。学术不再有对错,宽松的环境为思想的火花提供了氧气。回想以前那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实在是不堪回首。一年前不知怎的突然尚古起来。无意间接触了古代文学的另一个世界,方知别有洞天。

文字有些偏激,但我确实认为普及教育的语文教学应该多引入些对仗音韵、四六骈骊,这样才对得起我们拥有的令外国人羡慕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

2004年5月7日

原文来自:风云居 | Less i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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