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26年03月

“把防冻膏卖给吴王”:机会在跨界,在远距离连接

《庄子》中讲了个故事:宋国有户人家,祖传一种防冻膏,涂了手不皲裂,靠这方子世世代代帮人漂洗丝绵,挣个温饱。有外乡客花百金买走药方,转头去见吴王。恰逢吴越冬天水战,吴军涂了膏药手不冻裂,大破越人。宋国人还在温饱,外乡客裂地封侯。

庄子讲完只说了五个字:所用之异也

药膏还是那个药膏。它只是被投放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洗丝绵的人用它一百年,只求得一百年温饱;“远距离连接”到了战场,外乡客一夜封侯。

——不是宋国人的药膏不好,是它在同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

这是个资源配置问题。翻译成现代话:在投入固定资源的前提下,通过远距离连接,把“边际改善值”最大化。

算术很简单。100个单位的资源——时间、精力、算力——分给5个领域各20个单位,每个领域改善到80%,合计400个百分点的增量改善。反过来,100个单位全砸进一个领域,先用20%的投入解决80%的问题,再拿80%的投入去磕最后那20%,最终只拿到100个百分点。四倍的差距。同样的资源,不同的分法。与其年年岁岁耗在“防冻膏”一个产品上,不如分出20%的资源,打造一个“八成可用”的贸易系统,去寻找“吴国的买家”。

这层道理,先秦诸子翻来覆去讲过。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用有限追无限,不是勤奋,是自取灭亡。庄子自己的处方是,“缘督以为经”——沿中线走,不求满。“道隐于小成”——在一个领域做到极致就是“小成”,看着光鲜,恰恰把通向更大格局的路堵死了。

墨子看得更实:建房子,“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够高能防潮就行,够厚能挡风就行——然后马上停。超出实际需要的每一寸投入都是浪费。他甚至总结出:“乐逾繁者,其治逾寡”——音乐越精致,治理越荒废。一个领域上的过度打磨与整体效能之间,是负相关。过度投入,只会徒增复杂度,带不来边际产出。

孔子说君子不器,也是这个道理。器皿的价值在于专用,人的价值在于“不器”。

“以众小不胜为大胜。”每个局部都不曾赢到极致,但累计起来就是大胜。到了80分,就该转场。“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大河不靠一条溪汇成,千金裘不靠一只狐凑齐。

所以杂家——什么都琢磨一点的人——的红利,来自于一条暗线:远距离连接。庄子讲“道通为一”——万事万物表面分立,底层有同一个道贯穿。但“唯达者知通为一”,只有跨了多个领域的通人才看得到。

AI把这个过程加了速。过去长考十年才得顿悟,现在可能十天就看到——每个领域最耗时间的苦功被AI接管了,认知带宽被瞬间释放。打开AI时代的正确姿势,不是精益求精,而是广种薄收。把有限的时间和算力铺到更多领域,做大幅度的改善,多做“投入20%解决80%问题”的事。

——“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凡人千万别钻牛角尖。借着AI的东风,累积一个个属于自己的小胜,才是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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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33稿刑法”,到电动麻将桌

1955 年,中国第一部《刑法》草案拟定出来。此后二十四年反复修改,每改一次就重新排版铅字、油印一版。改得太频繁——有时一月几次,有时一周几次——“某年某月编印”分不清版本先后了,干脆每次标个序号:第 22 稿,第 33 稿。

这绝不是法学概念。这是油印时代的版本管理。

钱钟书曾说,《春秋》之所以简约,“文不得不省,辞不得不约”——写在青竹板上,刻一个字费半天力气。可后人不识其所以然,乃视为当然,管技术限制的“迫不得已”美化为“微言大义”。从竹简,到油印,到 git commit,表达的形式如同“水”,技术一直是约束水的“渠”。

当然,笨办法也有好处:每次重新排版,都逼着起草者把全文再过一遍。慢,累,但每一“稿”都是一次完整的审视。洗牌就是审校。

七十年后,铅字变成 token,油墨变成算力,“第 33 稿”变成 v3.md

如同电动麻将桌,按键洗牌,洗牌成本直线降到几秒。手轻了,脑子更累了。


AI 对知识工作做的是同一件事。信息检索、资料整理、初稿生成。“电动麻将桌”省下来的时间没有变成空闲,被更多牌局填满了。决策密度爆炸。

蒸汽革命时期就有过这种变化。1865 年,杰文斯发现蒸汽机效率提高后,英国煤炭消耗不减反增。AI 时代一样:认知劳动的单位成本降了,总量暴增。不用洗牌了,一天打十二个小时。老子六个字说尽了——“少则得,多则惑。”

更隐蔽的代价是:洗牌那两三分钟的垃圾时间,是大脑宝贵的冷却期。各路“电动麻将桌”把这段时间消灭了,大脑从间歇跑变成全程冲刺,时时刻刻在挑战生理极限。


到处都是“电动麻将桌”的 AI 时代,真正的竞争力在哪里?三样东西。

第一重:知识底盘。

AI 给的东西,你得能鉴别品味。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过一句极准的话:“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AI 给一屏输出,你没底盘,连它好在哪、错在哪都感觉不到——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钱钟书论用兵,举赵括墨守陈规、霍去病不屑古法、来护儿我用我法、岳飞融会贯通,说“造艺、治学皆有此四种性行”。用 AI 也分这几种人。没有底盘,连自己是赵括还是岳飞都分不清。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火药只发展到炮仗为止——柏杨说得毒辣:“后劲不继而已也。”有没有工具从来不是问题,有没有驾驭工具的后劲才是问题。

第二重:精确表达。

AI 的操作系统是自然语言。同样的工具,一个人说“帮我写篇文章”,出来一整篇正确的废话;另一个人把需求拆三层、附正例反例、标明禁区——天差地别。

差距不在工具,在输入。说得不精确,AI 不会报错——只有猜。可猜的产物,叫幻觉。

精确表达是大脑在调用外部算力前必须完成的一次自我编译。编译不过,什么都跑不起来。

第三重:身体供能。

这一条听起来最不“技术”,很可能最致命。费尔巴哈说得直白:“心中有情,首中有思,必先腹中有物。”大脑只占体重 2%,消耗全身 20% 的能量。AI 把人推入全天候深度思考,大脑一直在短跑。有人连续高强度 AI 协作一整天,血糖降到 4.0,手冰凉——糖被脑子吃光了。

协和名医张孝骞对学者瞿同祖说过一句话:“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就焦虑引起的。”大脑的驱动力超过身体的承载力,身体就罢工。这不是瞿同祖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被决策密度压着跑的人的问题。当洗牌不再需要体力,打牌本身就变成了体力活。瞿同祖真的“写不成书”吗?法学院毕业的都知道《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老爷子去世时,98 岁。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供能,是参与 AI 革命的本钱。


还有一层。不是所有的“洗牌”都该交给机器。

有些弯路本身就是学习。

自己查资料比 AI 慢十倍,但查的过程中会遇到 AI 永远不会给的东西。自己写一篇比让 AI 出初稿慢五倍,但写的过程逼你把思路压到不能再压。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让别人替你嚼饭,省了牙的力气,废了胃的功能。

有些牌,必须自己打。


所以,故事的完整版是:

两千多年前,一个史官在竹简上刻字,每一笔都费力,文章不得不短——后人管那叫微言大义。

七十年前,一群立法者用铅字和油墨一稿一稿地磨一部刑法,洗牌的笨功夫本身就是在审校。

七十年后,洗牌的成本归零了,审校的责任没有消失——它从技术退回到了人。

技术消灭了洗牌的苦,打牌的苦却永远都在。撑住这一切的不是更聪明的头脑——是更扎实的底盘、更精确的表达、更稳定的供能——以及一个清醒地知道“哪些牌不该让机器帮你打”的人。

麻将桌从手动变成了电动。打牌的,永远是人。


本文关于刑法草案“稿”字含义的史料,引自丛日禹转引高铭暄教授 2012 年口述。原文参见公众号“拂懒猫的自留地”2026 年 3 月 7 日文章《高铭暄教授在 2012 年对中国刑法起草过程中“稿”字含义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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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点事儿”,先过两道关

“做点事儿”这句话,是中国人社交场合的万能答案。

你在做什么?做点事儿。最近忙什么?做点事儿。未来什么打算?想做点事儿。

话说得越轻,藏的东西越多。可以遮掩野心,可以回避追问,可以给自己的焦虑找一个体面的出口——大多数时候,“做点事儿”是一层社交的面纱——掀开一看,什么都没有,或者什么都还没开始做。

前两天看《老饭骨》,几位大师吃火锅,二伯说了句:“凑到一块儿做点事儿。”这话从他嘴里出来,份量不一样——他们做到了。几年的节目,一辈子的手艺,拍成视频,搁到网上,送到千家万户。

到底什么才叫真的“做了点事儿”?

如果把名利、影响力、社交货币这些外壳剥掉,“做点事儿”至少要过两道关。

第一关:封装。

肚子里有东西是前提——但光“有东西”不够,得让别人接得住。

一个厨师会做菜,这是本事;如果他能把三十年的经验拆成一道一道的教程,让一个家庭主妇跟着做也能像模像样,这是封装。一个老师傅会修发动机,这是本事;但如果他能把故障判断的逻辑写成一本检修手册,让新学徒也能按图索骥,这也是封装。

封装的本质,是把你脑子里那团混沌的、私人的、只有自己用得了的东西,压缩成一个别人可以调用的接口。用软件工程的话说:不是你跑得动就行,你得给出一个 API,让别人照着文档就能跑通。

很多人的问题恰恰卡在这里。有能力,但没有封装。有经验,但没有接口。有判断,但说不出来,写不下来,别人接不住。一辈子的本事跟着自己走,跟着自己老,跟着自己消失。

第二关:交付。

封装完了,还得送出去。

有人花三年写了本书,写完存在硬盘里,从来没投过稿。有人做了一手好菜,但从来没想过拍个视频。有人有一套很好的育儿心得,只在家庭群里说过一两次。封装做了,交付没有。“事儿”就没有落地。

交付意味着东西要进入现实世界——要面对对象,面对标准,面对反馈,面对摩擦。它不一定卖钱。一篇发出去的文章是交付,一堂讲了的课是交付,一件送到客户手里的东西是交付,甚至一个真正帮到别人的建议也是交付。关键不在形式,在于它离开了你的脑子,进入了别人的世界。

没有“交付”,“封装”就是自娱自乐。

所以,“做点事儿”的最低配置,就是这两步:把你的东西装好(封装),送出去(交付)。

封装回答的是“你有什么可以给”。

交付回答的是“别人拿到了没有”。

两个问题都能答上来,才算“做了点事儿”。哪怕只做了一次,哪怕规模很小,哪怕不赚钱——但闭环走通了,“事儿”就是实的。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很忙、很焦虑、很努力、很有想法,但既没有封装也没有交付——那他其实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忙”。

“忙”和“做事儿”不是一回事,“做点事儿”,其实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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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生智慧,浪费出价值:AI破冰时代的token主张

AI 跟我说:你的 token 里有浪费。

我说:对,没错,又能怎?

每天跟 AI 协作写作、搞系统、做决策,日均消耗五千万到一个亿的 token。按 API 零售价算,每天大几十美元,一个月烧掉小两千美元。而 Anthropic 给我的套餐费定价却只是这个数字的零头。这意味着,如果每天的吞吐量维持在这个水平,包月的套餐费就像 1900 年花二十块钱包下一个月七百度电——无论一百二十年前的你用电干了什么,这笔钱都值。

我把这个算法告诉 AI,AI 的第一反应不是“确实划算”,而是——“这五千万 token 里,有多少是'用空调',有多少是'忘关灯'?”

AI 认为我的 token 里有浪费。它觉得有些消耗是“基建跑批”,有些是“全量遍历”,不是每一笔都产生了直接价值。它建议我分清楚:哪些是必要消耗,哪些是无效浪费。

这个逻辑彻头彻尾是错的。错在它用稀缺时代的成本框架,衡量冗余时代的资源使用方式。

举个例子。以前,家里周末、月末搞大扫除,全家上阵,扫地、拖地,花半天时间,累得够呛。这是“集中式重型清洁”。后来有了扫地机器人,每天下午三点半定时启动,嗡嗡跑一个小时。电费肯定多了,但地面永远是干净的。没有人会说扫地机器人“浪费电”——它只是把以前的周期性重劳动,变成了连续性低摩擦维护。

每天让 AI 遍历一遍全部 skill 文件,检查文本一致性、修正内在矛盾,本质上就是扫地机器人每天自动工作。在没有 AI 的年代,这叫“大规模审计”,得攒一攒集中搞。现在有了冗余算力,顺手一句话的事。每次遍历都能查到或多或少的不一致,顺手修好。我的 skill,永远是刚刚完成代码审计的、无瑕疵的系统。

这不是忘关的灯,这是每天锃亮的地板。

不止于此。真正让我想旗帜鲜明反对的,是AI 劝诫我的另一个提法——“不要把高吞吐本身当成胜利”。

我偏要。高吞吐就是胜利,越高的吞吐越胜利。

一个小孩面对 DOS 系统的黑屏幕,光标冰冷地闪烁。如果他不每天跟这块屏幕泡在一起,敲一些乱七八糟的命令,跑一些毫无意义的程序,他永远学不会编程。因为编程能力不是从“最优操作”里长出来的,是从高频浸泡里长出来的。他需要先跟机器混熟。

一个小孩抱着足球在操场上乱踢,对着墙反复射门,球飞到哪算哪。没有教练,没有战术,没有比分。如果有人走过来说“你这样踢没有效率”,这个建议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在训练逻辑上是错的。球感不是从最优传球里练出来的,是从没完没了的乱踢里泡出来的。

一个小孩在泳池里漫无目的地泡着,不按课表,不计圈数,有时候就在水里发呆。但正是这种看起来毫无效率的泡水时间,让他的身体学会了跟水相处。水性不是游出来的,是泡出来的。

Token 就是水,是脚下的球,是屏幕上闪烁的光标。

人要想自如地驾驭 AI,就必须在“从 0 到 1”的破冰期,把自己泡在 token 里。不是精打细算地用,是大大方方地挥霍。做一些看似无意义的事,跑一些看似多余的遍历,发起一些看似没有直接产出的对话。这不是在浪费算力,是在训练人和算力之间的耦合——训练直觉,训练体感,训练“什么时候该全量跑、什么时候局部跑就够了”的判断力。

这种判断力,节约是练不出来的。只有挥霍才行。

闲暇生智慧,浪费出价值。

就像游泳,舍不得在水里泡够,永远是“会游泳的旱鸭子”——动作都对,感觉全无。真正有水性的人,下水那一刻身体自己知道该干什么,根本不用想。

这就是“球感”,这就是“水性”。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不是来自于最优操作训练,而是出自于大量的、冗余的、“低效”的浸泡里,都是自然涌现的。

所以——

在 AI 时代的破冰期,高吞吐就是胜利。多跑就是赚到。挥霍 token 不是放纵,是投资——投资的不是 AI 的产出,是人自己跟 AI 协同的本能。

当这种本能建立起来以后,人和 AI 之间就不再是“使用者和工具”的关系,而是像游泳者和水一样——你在水里,水在你身上,分不清是你在推水还是水在托你。

到那个时候,吞吐量自然会从“多跑”进化为“跑得准”。

但那是后面的事。

在此之前,先下水,把自己泡进 token 的池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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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入寻常百姓家”:从“三千弟子”到“20 美元的文字秘书”

写作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

写作一直需要两个角色:一个负责想,一个负责记。孔子负责想,学生负责把他的话刻成竹简,最后成了《论语》。人大法学院一位教授负责口述思路,两个博士生坐在电脑前负责落盘,最后学界戏言“写出的书比读过的书还多”。工具从竹简变成了键盘,写作的结构从没变过。

问题在于:“负责‘记’的角色”,从来都不便宜。

孔子能让学生记录言行,前提是他得是孔子——三千弟子不是谁都收得起的。吕不韦养三千门客写出《吕氏春秋》,“一字千金”,前提是他得是一国之相。弥尔顿双目失明后口述《失乐园》,一万行史诗由女儿逐字记录——那是因为他有一个识字的、愿意陪在身边的女儿。到了清末,左宗棠替湖南巡抚骆秉章代写全部奏折,“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巡抚签字盖章,师爷通宵执笔。再到今天,教授身边的博士生团队,功能上也是同一个东西:替领导把脑子里的想法变成纸面上的文字。

门客、师爷、幕僚、女儿、博士生——名字换了几轮,活儿没变:听、记、理、写。

这些角色,普通人从来养不起。

这就是写作真正的外在约束。

不是你没有思想,不是你没有判断,是你没有那个“第二个人”帮你把想法落成文字。你脑子里有一套对世界的理解,有观点,有立场——但你不是孔子,没有学生跟随;不是教授,没有博士生待命;不是信陵君,养不起三千食客。

于是大量的思想从未被记录,大量的判断从未被表达,大量的“述”从未变成“作”。不是不想述,是“作”的成本太高。

荀子早就看穿了。他说: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君子跟普通人的差距不在天赋,在于会不会借力。借什么力?借工具的力,借杠杆的力,借那个“第二个人”的力。

印刷术是一次借力——文字的复制成本归零。

互联网是一次借力——文字的传播成本归零。

——只是有一个成本,从竹简到键盘,始终降不下来:把一个人脑子里的想法变成其他人可以阅读的文字。复制成本归零,传播成本归零了,落盘成本归不了零。

——这个环节需要“第二个人”,而“第二个人”一直很贵。

直到 AI 出现。

AI 是第三次借力——让文字的落盘成本无比接近于零。

孔子时代,“落盘”需要什么?竹简,刻刀,一个识字的学生。春秋时期识字率不到百分之一,竹简论斤卖、论车运,培养一个能准确记录老师言论的学生更是稀缺品中的稀缺品——折算成今天的购买力,一年的“落盘成本”恐怕抵得上一个中产家庭的全部收入。

到了教授的时代,一个博士生每月补贴几千块钱,加上学费减免、办公场地和十年培养周期的机会成本,综合算下来,每月的“落盘成本”大致相当于一两万元人民币。贵,但跟竹简时代比,已经降了几个数量级。

今天的 AI 时代,最强的 AI 模型,入门月费二十美元上下,二十四小时追随左右。你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判断标准、风格偏好做成 skill 文件——相当于给它做一轮浓缩的“学术训练”——它就能接住你的口述,整理成可以发表的文字。不需要十年培养,不需要办公室和五险一金,不需要你是孔子或者信陵君。

落盘的成本,从中产家庭的全年收入,到每月一两万,到每月二十美元——方向只有一个——无限接近归零。AI 没有发明“述而不作”——那是两千五百年前就有的模式。AI 做的事只有一件:把“述而不作”的门槛,从三千弟子、十年博士、食客三千,降到了每月几十美元。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但燕子飞进堂前,真正意义不在于省钱。

当落盘成本高到离谱的时候,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认真整理自己的想法——因为没有必要,整理了也没有人替你记下来。你的思想留在脑子里,模模糊糊,自生自灭。只有极少数人——孔子、弥尔顿、那些养得起师爷的大员——才有机会把想法变成文字,而文字一旦落盘,思想就被迫接受检验:逻辑通不通?判断准不准?哪些是真洞见,哪些是自我感动?

写作不只是记录,是萃取。 把脑子里的浑浊液体过一遍筛子,滤掉杂质,留下晶体。这个过程,古人叫“修辞立其诚”,今天叫“精确表达”。它本质上是一次思想的纯化与升华——而这个机会,过去两千五百年里,是只属于极少数人的“高端体验”。

现在,它属于每一个愿意表达的人。

世上从不缺少美,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这世界也从不缺想法,缺的是把想法落地,把想法变成文字的那“第二个人”。现在,那个秘书就站在每个人的面前,脖子上挂个牌子:入门款,二十美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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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式”做空“火耗归己”的美国:两百万美元的防空导弹与两块钱的鸭子

仗打到现在,该算账了。

——一枚美军标准防空导弹,报价两百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一千四百多万。北京三环一套大平层,换海湾上空一声响。

响不响我们不管。我们管管这两百万。——这两百万美元里,有多少真花在了弹体、燃料和制导芯片上?有多少流进了洛克希德·马丁的股东回购、K街游说集团的年度预算、五角大楼退休将军的“咨询费”?

按中国古人的说法,这叫“火耗归己”。

清朝征粮,地方官以“火耗”——熔铸白银的损耗——为名层层加码,送到户部的银子远少于百姓缴纳的数额。差额去哪了?归了经手人。雍正推“火耗归公”,就是把暗账摊到明面上。

三百年后,美国军工复合体做的是同一件事,“火耗”换了名目:“研发成本分摊”、“合规审计”、“供应链安全附加费”、“国会关系维护”。每一项都有个煞有介事的编号,每一项都过了一脸严肃的审计,每一项都庄重得体,合法合规——加在一起,一枚导弹两百万美元。

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廉洁问题,这是产业结构问题。

从设计到制造,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是独立的利润中心、独立的合规成本、独立的游说预算。每多一个节点,“火耗”就多一层。两百万美元的导弹,不是工程师造贵的,是链条养贵的。

一场中等烈度的防空作战,一个晚上打掉几十枚拦截弹,几千万美元灰飞烟灭。补充产能呢?洛马的生产线排期以年计算,零部件供应商分布在三十几个州——不是因为效率最优,是因为每个州的参议员都要分一杯羹。军工采购不是产业链配合,是政治分肥。

中国的制造业是另一个物种。

北京街头真空包装的烤鸭,十几块钱一只。比菜市场一只未处理的活鸭还便宜——养这批鸭子根本不是为了鸭肉——是鸭绒,是鸭杂。鸭绒摘走,去了羽绒服工厂;鸭舌、鸭肠、鸭胗、鸭血拆出来,送进周黑鸭和绝味的卤味供应链。光鸭绒加鸭杂,一只鸭子已经回收了十块钱成本。剩下的鸭腔子,在产业链里已经是副产品中的副产品,出厂批发价两三块钱一只。加上工业化烤制、塑封、物流,卖十几块钱,厂家还有利润。

鸭肉是“买椟还珠”的椟——整条产业链的利润重心根本不在这里。

没有人在低价倾销,这是经济生态的自然溢出。没有人在刻意压价,分工分到毛细血管之后,成本像水一样自己往最低处流。美国人看到的是“不可思议的低价”,产业内部看到的是“每一环都赚到了钱”——只是没有人在中间抽“火耗”。

两百万美元的导弹和十几块钱的烤鸭,是同一道考题的两份答卷。一份写满了中间商的签名,另一份写满了商业的价值,一人一笔签下了产业链的分工。

落到交易上,方向很清楚——

  • “对冲式”地做空美国。多头配美国的科技,配费城半导体ETF——美国的芯片设计能力仍然全球领先。空头配的是美国工业。道琼斯工业指数是“火耗归己”的集中体现。多费半、空道指,这个对冲本身就在说一句话:美国的设计能力还在,把设计变成产品的能力不在了。
  • “单边式”地做多中国制造。入口是螺纹钢和A50。螺纹钢是钢铁工业最标准化的制成品,也是现代基建最标准化的原材料——做多螺纹,赌的是中国大规模地把钢铁变成全球的桥梁、厂房和高铁,“基建狂魔”舞动全球。A50是中国最优质的大央企集合——做多A50,赌的是这些央企背后那条从鸭绒到导弹都能物尽其用的产业链,还在野蛮地疯狂生长。

战争是制造业的期末考试——考卷发下来,谁的工厂在空转,谁的成本压得实,谁空心,谁靠谱,谁体虚,谁精壮——童叟无欺,一目了然。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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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Agent:能说者拥抱 AI,会道者收获耦合

驱动 AI Agent 需要什么“技能”?

——几个 markdown 文档——纯文本,自然语言,普通话,没有一行代码。没有数学模型,没有权重结构化数据,没有训练脚本,没有任何“高科技”。

AI 的操作系统,是说话,是把话说清楚。 最强大的 Agent,打开底层都是说话,都是作文。既然底层驱动力是自然语言,那驾驭 AI 的能力上限就不在技术,而在一项古老的基本功——说话。

一个熟悉的场景:用户对 AI 说“帮我写篇关于XX的文章”,几秒之内,AI 即刻交卷——结构完整,用词考究,一整篇正确的废话。为什么?因为用户没告诉 AI 背景是什么、立场是什么、要驳谁、要服谁。用户给 AI 模糊的题目,AI 还用户一堆无用的篇章。不是 AI 不聪明,是用户没把话说清楚。

同样的工具,换一个人用:需求拆成三层,每层给出判断标准,附上正例反例,标明哪些地方不许碰——出来的东西立刻不一样了。差距不在工具,在输入。

隐喻远比表象重要。这根本不是 AI 时代的新问题。

任何协作都有同样的前提——你说不清需求,对方只能猜。只不过人会揣摩、补全、读你没说出口的潜台词,于是你误以为自己说清楚了,对方误以为自己猜对了。事情往往就这么误打误撞,滚滚向前。如今 AI 把这层遮羞布扯掉了:它不揣摩,不补全,不惯着你——你的表达有多精确,输出就有多精确;你的思维有多混沌,输出就有多荒腔走板。

程序员对此不陌生。源代码过编译器才能变成机器指令,前提是代码语法正确、逻辑自洽、没有歧义。编译器不猜——写错了,报错,一步不走。人脑在调用 AI 之前需要完成的,本质上也是一次编译:把混沌的、碎片的、自相矛盾的念头,压缩成结构清晰、指向明确的自然语言。区别在于:编译器遇到坏代码会报错;AI 不报错——它猜。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思想树(Thought Tree)都梳理不清楚,指望 AI 去“猜”,最终得到的必然是算力无谓损耗后的“幻觉(Hallucination)”。

精确表达,本质上是大脑在调用外部算力前,必须完成的一次“自我编译与脱水”。

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棵思想树——主干是核心判断,分枝是推理路径,叶子是事实与细节。树形越清晰,AI 能接住的就越多,能往下走的也就越远。怕的是脑子里根本不是树,是灌木丛:没有主干,杂枝缠绕,自己都分不清哪根连着哪根。灌木丛喂进去,毛线团输出来,形散,神也散。

精确表达不是修辞,是思维。 开口之前至少理清楚三件事:

  • 要说什么;
  • 为什么这么说;
  • 不说什么。

三样都不靠词汇量,靠那棵树长得好不好。

再好的 AI 技能文件,归根结底也是人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再合身的配置,随着使用和时间推移,也会过时,也得迭代修订甚至推翻重来。书写、组织、迭代、修订——每一步的前提都是同一个:想清楚了。理不清自己在想什么的人,装不上外挂前额叶,也不可能与 AI 形成深度耦合。

AI 工具以指数速度进化,人的思维却是线性的——区别只在斜率的正、负、零。线性想匹配指数,只有一个办法:撬动杠杆,把自己的想法精确外化到 AI,与 AI 紧密耦合,将它的指数进化与自己的思维捆绑在一起。能把复杂任务拆解到 AI 可逐步执行之精度的人,和只会说“帮我搞定”然后抱怨 AI“不够聪明”“有幻觉”的人,用的是同一个模型,活在两个世界。

“沉舟侧畔千帆过”,“轻舟已过万重山”。AI 革命注定是,与写作者、程序员深度耦合,让写不下、说不出的人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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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战争:战争的账,决策者自己买单

小哈梅内伊也死了。

近两百年来的战争的潜规则:领袖不死于战场——被"double check"地证伪了。

拿破仑输在滑铁卢,然后被流放,不是被射杀在当场。林肯死于剧院的暗杀,不是死于葛底斯堡战场。丘吉尔熬过了伦敦大轰炸,东条英机耗到了东京审判庭。二十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但国家元首级别的人——那些决定开战的人——几乎无一死于枪炮之下。

原因很清晰——工业时代以后,战争的"距离"越来越远。步枪取代了长矛,大炮取代了弓箭,导弹取代了大炮。每一次技术升级,本质上都在拉大决策者与弹着点之间的物理距离。一战的将军在后方城堡里看地图,二战的元首在地下掩体里听广播,冷战的总统在白宫战情室里等电话。火力的杀伤半径越大,"指挥中心"反而越安全——因为它永远在射程之外。

这是两百年的常态。然后,精确制导来了。

美国对伊朗的这一轮军事打击,打破了这个常态。哈梅内伊级别的人物阵亡,国防部长级别的人物阵亡——不是在前线,不是意外,而是被精确锁定、精确消灭。这在近代战争史上极为罕见。上一次出现如此高密度的敌方最高领导层直接阵亡,恐怕要追溯到——追溯到哪里?

追溯到三千年前。

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打的就是这种仗。

赫克托耳是特洛伊的王子兼统帅,就站在城门口,亲自上阵。阿基琉斯穿着铠甲冲在最前面,一枪刺穿赫克托耳的咽喉。帕特罗克洛斯借了阿基琉斯的盔甲上阵,死在赫克托耳手下。阿伽门农是联军最高统帅,也在前线负伤。那个时代,主将即军队。主将死了,仗就打完了。

人类花了三千年,从方阵到火枪到核弹,走了一条漫长的路。方向一直很清楚:让领袖离战场越来越远,让决策者越来越安全。

精确制导把这条路折叠了。

GPS制导炸弹不需要火力覆盖。它不摧毁城市——它直接去找那个人。情报渗透、卫星定位、通信追踪,把"你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精确到了米级。当定位精度高到一定程度,"指挥中心永远在射程之外"这条两百年的铁律就失效了。没有什么在射程之外。

"赫克托耳"在三千年后复活了——以一种他自己都不会认出的方式。

不过,如果荷马活在今天,他恐怕会指出一个关键的不同。

在特洛伊城下,赫克托耳和阿基琉斯是面对面的。阿基琉斯会死吗?会。荷马早就安排好了他的结局——帕里斯的箭射中了他的脚踝。英雄对英雄,胜负未定,双方统帅都可能倒在对方面前。这是对称的。

今天不是。哈梅内伊死于精确打击,特朗普不会。不是因为特朗普更勇敢或更幸运,而是信息优势、制空权和技术代差构成了一道绝对的不对称屏障。强势一方的领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签署命令,弱势一方的领袖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定点清除。如果特朗普有一天再次面临生命威胁,那依然只可能来自暗杀,而不是战场。

这不是决斗。这是狩猎。

荷马的世界里,阿基琉斯之所以伟大,不只是因为他杀死了赫克托耳,更因为他自己也会死。谁在负责发起战争,谁就用生命承担战败的第一责任——这是现代人口中的"风险自担"、"责任自负",公平合理,童叟无欺。

天行有常。技术让战争的责任回归决策者,太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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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很好,但现在不要养

龙虾很好,但现在不要养。

一、电力变算力,算力变劳力

"养龙虾"这件事,真正在做的是一条能源转化链:把我们国家相对过剩的电力——特别是绿色电力——转化为算力;再通过算力,以 AI Agent 为媒介,转化成低端劳动力,去弥补白领市场的缺口。

我国未来劳动力不足几乎是确定性趋势。谁来做那些订机票、订酒店、做 PPT 的工作?答案是:一台计算机,一个基础的人工智能模型,调用便宜的 Token,就能完成原来需要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去做的事。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而推动这个过程的底层资源,恰恰是我们的优势——充裕的电力供给,尤其是西部和北部大量的风电、光伏产能。用成本优势去获取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思路非常清晰,也非常有创意。

二、对印度外包产业的降维打击

把视线再拉远一点。过去二十年,印度靠全球外包服务吃了一波巨大的红利。

如果"龙虾"这条路走通了呢?

未来的客服,不用再找班加罗尔的接线员了。深圳龙岗的一个 AI Agent 集群就能搞定。不存在口音问题,不存在时差问题,解决问题的质量可能还比真人高。

这对印度传统的外包产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性机会——谁先把"电力到算力到劳力"这条链路跑通,谁就抢到了下一代全球服务业的入口。

三、现在不需要急着"养龙虾"

龙虾很好,但作为个体,现在不要急着参与。

举个例子。智能手机已经有将近二十年历史了,从 2007 年第一代 iPhone 算起。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用智能手机,用得深也好、浅也好,这个时代我们谁都没有错过。但回过头看,你当年有没有买第一代 iPhone?绝大多数人没买。没买,也没关系。没买第一代 iPhone,不影响你后来完整地享受智能手机的红利。

人工智能这个时代也一样,风口才刚刚打开。方向是确定的:找一台计算机,装一个 AI,用便宜的 Token 去替代原来由自然人完成的工作。这个大趋势不会变。

所以从投资和交易的角度,我们要做的是认准方向,而不是急着下场。不管是 A 股还是商品市场,只要围绕"低端劳动力替代"这个方向去布局,长期一定有机会。但风口上的第一阵风,往往不是最好的入场时机。

踩到风口上,不等于现在就一定要养一只自己名下的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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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者,道之动

反者,道之动。“一超多强”的国际局势在不可逆转的松动。

“一超”的优势地位依赖三项权力作为支柱:

  • 军事霸权:以航空母舰军事范式的全球打击能力为核心
  • 全球铸币权:以美元石油、美元矿产为基础
  • 知识产权:从“好莱坞”到“显卡/CPU”

近期,这三个支柱均在经受考验:

军事霸权方面,052/055 导弹驱逐舰的作战范式已经引燃了“第三次海战革命/范式转移”。海战,从最初的“跳船互砍”大航海早期模式,到“远程扔炮弹”的炮舰模式,再到“搭着飞机作战”的航母模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范式转移。我国导弹驱逐舰的单舰数百个垂发单元,正在掀起第三次范式转移。

全球铸币权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制造业产能输出+一带一路创立人民币债权”的组合,正在挑战美元霸权。

知识产权方面,好莱坞在横店面前不再是独一无二,就连严防死守的芯片技术,也被国产的海思、平头哥一众公司突破了。关于芯片,必须纠正一个认识:没那么多场景一定要 2nm 的工艺,7nm 芯片就完全可以满足主流制造场景、消费场景。“造得出”远比“造得好”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芯片行业已经开始“复印 98 分考卷了”,大洋对岸能“手写100 分考卷”,意义没那么大。

几天前爆发的伊朗事件,在这个基础上再添一把火。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低成本的导弹+无人机是可以逼退航母编队的,是可以炸掉美军军事基地的——花小钱,是可以办大事的,中国的技术路径,是好使的、管用的。

反者,道之动。这个当口,美国越是穷凶极恶,主动升级事态,恰恰就越证明,这里面的后果是他们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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