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纵横辩论

找一个第三方,请他来买个单

在 You Can Negotiate Anything : How to Get What You Want 一书中,Herb Cohen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霍华德·休斯拍摄了一部名为《叛逆者》的电影。该片的主角是一位名叫简·罗素的浅黑肤色的美女。……就在这部电影拍完后,休斯被罗素深深吸引住了。他们之间签订了一个合作 1 年付给罗素 100 万美元报酬的劳务合约。

1 年后,罗素说:“根据合约的条款,你应该向我付清酬金了。”

霍华德则表示,他现金周转遇到困难,但可以用相当数量的不动产代替。但问题是罗素当时对不动产毫无兴趣,她只想要现金。休斯一再强调他目前暂时遇到了经济困难,希望罗素能再等一等。但是罗素仍然紧紧拿着他们当时签订的合约不放,因为上面明确写着必须在 1 年到期时付清所有酬金。

双方的要求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在彼此对立、要求冲突的状态下,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只有通过各自的律师来解决双方的分歧。……如果这场官司真的打起来,谁胜谁负难以预料。也许律师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然而大家知道这场冲突是怎么解决的吗?……之后,他们选择了合作,找到了一个极具创造力的途径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冲突,结果两人都很满意。

他们把原先的合约转换成 20 年的合约,100 万美元由一次性付清转换为分期付款,休斯每年向罗素支付 5 万美元酬金。虽然酬金的总数并没有变化,但是形态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结果,对休斯而言,他成功地解决了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也避免了违约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对罗素而言,分期取款,大大降低了当年应缴的个人所得税额,并且有了长期稳定的收入。

在书中,作者总结到:

两人不但同时给了对方“面子”,也达到了各自的目的。请大家记住,当你遇到类似于霍华德·休斯这种非常棘手的难题时,纵使你占理也未必会赢。

单纯从谈判的角度,将这个结果归因于两方的沟通、理解亦或积极的态度,无可厚非。但这里还有一个隐蔽的关键点有必要补充:双方都得利,谁吃亏了?

四个人打麻将不可能都赢钱,只有桌子输钱。同样地,休斯和罗素的谈判不可能两个人都得到好处。这个双边谈判中,事实上还有这隐藏的第三方:政府,或者具体到税务部门。税务部门会按照规定从一次性的100万美元报酬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税率。具体的数字取决于罗素当年的收入边际情况。在不能参与谈判的情况下,税务部门的利益被双方牺牲掉了。付款人通过分期付款减轻了支付压力,收款人降低了税负水平,事实上收到了更多的税后收入。

——两个人通过合谋,把税务部门牺牲了。当然不能说二者在合谋,目的是避税,但这个故事中依然有另外的启发:

哪怕强如政府,哪怕是税务部门,如果在涉及你的利益分配的时候不在场,你一样有可能会被牺牲掉,为整场谈判输血、买单。

进一步地总结,作为市场中的主体,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 在谈判中遇到僵局,不妨找一个不在场的利益相关第三方,牺牲掉第三方的利益,推动谈判继续;
  • 凡涉及自身利益,永远不要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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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不要两头说

也是个老故事了。

多年以前,某笔贷款出了些问题,客户还款能力打折了,贷款需要重组。重组没什么稀奇,只是按规定要重新走一遍审批程序。

客户重要金额大,评审委员级别高,又是贷款重组业务,会上气氛不免有些肃杀了。

业务部门A领导汇报项目,一路的句式多见“尽管……可”、“虽然……但是”——前半句话说问题,说麻烦,后半句话找对策,想办法——滴水不漏。一番发言,摆事实,讲道理,把企业发展的客观经营困境和主观还款意愿一股脑都给肯定了。一时间,“屡败屡战”、“诚实守信”的客户形象充分树立。

评委的反应却不好。有评委问:

你就说吧,企业到底还不还得了钱?

评委也没明说问的是还款能力还是还款意愿。按照A领导的发言,还款能力肯定是不行的,还款意愿没问题,于是继续用“辩证法”解释。

评审主任发话了,请业务部门的大领导介绍介绍情况。大领导微一沉吟,只说了四句话:

1.最近企业已经尽最大可能还了25%的本金。放款至今,企业按季结息,哪怕是最近的罚息都没有任何逾期。——企业目前积极配合我行重组。

2.企业的资产基本都抵押给我行了。他行拿到的大多只有保证担保。——银企关系一直没得说。

3.企业经营确实遇到些困难。我们如果强行抽贷,企业就死了,多年的客户关系也没有了。——这次重组,对双方都好。

4.其他情况领导再看一下材料。

顺利过会。

读书有“先读厚,再读薄”一说。做授信业务也一样,入门阶段努力把工作做扎实,积极展开作业面。做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要学会把握大方向了。特别是在时间有限的重要场合,一定要充分利用时间树立观点,站稳立场,结果导向,有所侧重。切忌“两头说话”,又行又不行。

上会、辩论、演讲、销售、汇报、表态,但凡是正式的发言场合,本质多是“说服”。“两头说话”等于没有观点,受众无法准确接收到发言者的立场。没有观点,没有立场,如何实现说服呢?

有一个段子,说做汇报用的PowerPoint就是“Make your point powerful”,意思是“让你的观点具有影响力”。有话不要两头说,观点的大旗一定要举得高一点,鲜明一点。

恰如胡适所说,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分有进一分的欢喜。

又如苏轼所说,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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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的辩论

大学校园内的辩论赛渐有式微之势。参与者方面,参与群体越来越小众化和专业化;影响力方面,辩论赛已经沦为一项准娱乐活动而非曾经的学术活动,辩手在学生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小;活动本身方面,古典意义上的思辨风格越来越没有观众市场,传统的逻辑拆解与各类形而上的因素一样,正在面临着达尔文式优胜劣汰的挑战。辩论越来越像穿着演讲外衣的相声小品,而不是口语传播形式的文以载道。

如果上面的文字只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下面的图片可以提供一些说服力:

googletrends_debate

辩论赛的搜索波峰依然保持在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开学后,但整体的震荡趋势逐渐下移,波峰越来越低。当然,Google Trends并不能代言互联网搜索,我们当然可以说随着Google被干扰,搜索流量逐渐流向了百度。可是我们观察关键字“微博”和“facebook”可以发现,Google Trends是可以印证日常的主观感受的。

式微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条:

一、宏观政策层面存在天花板。

2004年,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以下简称“16号文件”)。现在看来,“16号文件”对大学校园辩论赛的影响是巨大的。2005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高校的党团系统“言必称16号文件”。出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很多辩论赛原本的红线被强化了。2005年前后高校兴起的政策性辩论赛、Oregan式辩论赛被设置了不可逾越的天花板,政策性辩论内含的丰富想象空间被严格限制在各方均可接受的妥协范围内。你可以讨论北京出租车该不该涨价,但不可以讨论该不该允许军车中出现奔驰宝马;你可以讨论春运火车票涨不涨价,但不可以讨论为什么部级干部在各地机场可以拥有要客通道;你可以讨论国有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但不可以讨论英国俄罗斯式的私有化改革能不能被我国借鉴。16号文件于无形中在辩论赛的天空架设了一个天花板;校园辩论赛,躺着中枪。

二、学生群体阶层化明显,有的人不屑于此,有的人已无心于此。

最近五六年,是大学生群体内部日渐分化的五六年。拥有大量资源者已较少的参与校园活动,而更多的人已经明确四年后的目标是国外某所大学,开始用脚投票。早先的蒋昌建、林正疆、余磊虽然气度依然,却已不具备模仿的现实价值。校园辩论赛已不再是学生们改变命运或自我提升的上佳选择,甚至已不是理性选择。晚近的黄执中以辩论之功随师游梓翔入马英九阁,成为台湾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常委,其事迹故能于坊间引起一番又一番的卧谈,但借鉴意义确实有限。桔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呢?去相信“通过辩论可以成为黄执中”,不如去相信“通过指导辩论可以成为下一个王沪宁”。

三、速成主义泛滥,辩论赛愈发娱乐化。

辩论的要义是思辩。上场之前,要日思夜想,才可能格物致知,融会贯通。一个不太好的现象是,如今的校园辩论愈来愈像娱乐活动。辩手们在场上恨不能妙语连珠,观众们在场下恨不能前仰后合。少数大一大二的年轻辩手,为了获得现场效果,不惜拿自己开涮,拿队友开涮。我现场见过一场表演赛,干脆用上了PPT。不是说PPT不能用,只是准备了精美的PPT,赛前还有多少时间留给思考呢?郭德纲曾评价部分相声演员,“还没学会呢,先红了”。在娱乐性辩手中,“没会先红”并不鲜见。艺人郭德纲可以说相声,厨师孟凡贵也可以。但郭德纲对言语细节、现场效果的掌控力,岂是厨子可比的?人民大学法学院有一位辩手,从事辩论活动时废寝忘食,曾经边走路边打着手势听比赛录音,因太过投入一头撞树。几年后在部队里主持会议,令视察的中将忘记时间,一直听了他半个小时——中将出席会议原定时间只有5分钟。后来,他因此受到地方部队领导的嘉奖。要是早生2500年,我猜他的名字可能会出现在《战国策》里。辩手因辩论收获的不应是身外的名誉,而应是内心的智慧;不应是别人眼中闪出的钦羡,而应是自己眼中透出的从容。

此外,技术手段的进步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影音设备门槛的不断降低,记录、传播影音资料变得越来越容易。模仿的门槛不断降低,同时原创的相对成本持续提高。但这最多只是懒人的借口,很难和上面的三点等量齐观。

当下的辩论赛,与八十年代的校园诗歌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这不是一条泡水的木柴,不知猴年马月才能重新生火;校园辩论是一块缺氧的木炭,一旦重获氧气,顷刻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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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陈贞豪

想不到人民大学的辩论活动这么快就进入了反思期。SNS上面各种分享,各式观点相互碰撞,很是受教。同届诸君中,我属于淡出早的。距离最后一次上场辩论已经过去了6年。这几天被一小师弟突然发问,措手不及。理了理思路,竟有些新的体会。照录如下。

师兄,想请教一个问题,可能稍稍有点冒犯,您见谅,请问在辩论比赛之中使用一些比较专业的逻辑术语或是逻辑理论效果究竟有多好?因为这种术语或理论往往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明白的,尤其在自由辩中,就会面临一个时间与讲清楚的两难抉择。

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最近在将人大一些经典比赛整理成文字稿以方便做一些浅析。其中有一场是06年贵院对信息,打击盗版那场,相信您一定有印象,其中反三陈怀望师兄的结辩有一句:您描述的这个所有人都不去买盗版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现实?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您以此展开的论证,您以此为前提展开的这一系列自由辩论的论证到底对我们解决这个现实问题有没有意义?如果说是的话,那么为什么在现实世界恰恰是那么多消费者还在盗版呢?也就是说无论您说是与不是,其实啊,您的逻辑都是有问题的。 这段中心思想我理解就是说信息的立论是构建在一种理想环境下,与现实不符也没能论证出可实施性方案。但是首先陈怀望师兄说这是逻辑问题,我有点疑义,我觉得这更像是事实性错误。其次,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似乎花了很长时间来解释这么一个逻辑问题,给我的感觉是莫不如直切主题地话一两句直接点破对方立论与事实不符,效果以及花费时间可能都要更好一点吧。

回复陈贞豪:

有意空了几天,容自己有些思考。你的问题很好,正中辩论的要害。大学生辩论赛是语言和逻辑的艺术。有时靠语言的魅力可以伪装逻辑,有时靠有力的逻辑可以击破语言。就我的体会,学校一级比赛的辩题,很少有能真正靠逻辑取胜的。为什么?原因有这些:首先,根本上说,辩论辩的是价值观。即使是抽签决定立场,也是决定后的伪价值观。所有的辩题都会被上升到价值判断,而价值观很难用逻辑衡量。其次,在这块土地上,现有的辩题两极分化过于明显,要么是性善论性恶论这类千年辩题,大多已经被挖掘的再无新意,没有施展空间,要么是孙悟空猪八戒刘备曹操这类的浅层次题目。适当的、可供发挥的中间状态基本没有。当初创办纵横时曾试图引入公共话题的概念,无奈时不我与,当初可以辩论出租车、火车票,现在讨论一个动车、漏油试试?不会有人借你场地的。自找麻烦。所以,公共空间的逼仄挤压了辩论的空间。这种环境下,辩手们要么娱乐化,要么娱乐化,要么,只有娱乐化了。娱乐的对立面只会失去市场、听众,自溺于对手的掌声笑声;而理想化的堂堂正正,往往又是现实中的奢侈品。此时的辩手,很难去思考;此时的辩手,很不自由。

语言是辩论的皮肉,逻辑是辩论的筋骨。辩论的目的是获取认可,争取支持——无论是为了一场比赛的胜利,还是获得一届任期的合法性。一个辩手,语言可以是极美的,极花俏的,但如果逻辑能力不够匹配(我没有说逻辑不好。上场辩论的逻辑都还算好。),终归有些林黛玉,好看是好看,但柔弱无骨,娇弱无力,花团锦簇,实无一物。一个辩手,也可以长枪大戟,铁扇钢针,句句有骨,字字见血,但如少了必要的修饰,终不免杀戮之气外露,令票决者怜惜“弱小”的对手。说这些不是老调重谈,而是要强调一点:逻辑是内在的,外在的都是语言;逻辑是里,表面的都是语言。

胡渐彪式的总结陈词曾经赢得了无数的支持和效仿。包括你举的例子。但当我们远离了辩论赛,回过头来看,所谓的打“逻辑”,其本质还是语言。逻辑在这里是一种风格,一种路数,一种派别——说服你,我选择讲一个笑话,讲一个故事,还是讲一段“逻辑”。你发现没有,所谓的“二难”推论们并不似女友老妈落水一般真的令我们左右为难,更多的是一种似是而非。为什么?因为它本就是一种语言技术,其效果是营造了一个场,短时间内引导了听众的主观感受。“如果是,您就是不现实的;如果不是,您就是不道德的”或者“如果是,您的前提就错了;如果不是,是不是又不符合实际情况呢”这类的“二难”陷阱,其本质都不是逻辑,都是语言。逻辑上的二难,很少基于一个简单的排中律构建。换句话说,单一的一个排中律根本就弄不出二难。这类语言上的“二难”基本都类似于“如果中午我吃了食堂,就与初衷不符;可去吃饭馆,又要多花钱”,很难在事后带来类似理发师悖论那种思维的快感。

比如你举的例子,“所有人都不买盗版”,如果是,则与现实不符,如不是,则与前提矛盾。放在现在,可能我只愿说一句:对方以此为前提,前提是错的;前提错了,结论也错了。当然,这样有些长枪大戟。所以我会考虑修饰一下,把这句话表述成:对方以此为前提,前提有待考证;前提的真实性不能确定,结论恐怕我们也需要再看一下。你看,这样修饰一下,语言商务多了,语气也温和多了。

同一个意思,百般捏鼓,成什么样,还是“语言”,不是“逻辑”。

所以,放心大胆的修饰你的语言吧,把它修饰成“逻辑”的风格,没问题!

2011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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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怡伊探讨关于治堵的几个问题

大半年前,在2010年二人制辩论赛后曾经随手写过几句关于“治堵”命题的观点。一一留了几句话,很受启发:

  1. 增加公共交通资源的供给,真的能降低对私家车的非刚性需求吗?
  2. 换句话说,公共交通与私家车并不存在竞争关系,它是否真的能成为私家车的替代品?
  3. 进一步问,市场需求中是刚性需求占的比例大还是非刚性需求占的比例大?如果是后者,那么增加私家车出行成本(而不一定是增加公共交通供给量)是不是更有利于缓解拥堵?

一并整理思路,照录如下。

1.

人们对私家车的需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保有需求和使用需求。(有点类似物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种基本的权利,只是收益和处分不太明显,毕竟大多数人不是出租汽车司机和汽车经纪人。)从这两个层次分别考虑,不难看出公共交通资源满足私家车的保有需求的能力较差,毕竟有一辆自己的汽车,我可以去很多地方,但你此生很难坐地铁去远郊爬山;另一方面,公交资源对于私家车的使用需求确实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一个家住五棵松的白领如果在国贸上班,一般他会选择地铁的。

如果将需求划分为保有和使用两个层次,它们和公交资源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清晰多了。

参考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可知,在乘用车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参数R值。R值=汽车平均销售价格/一国人均GDP。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当R值接近3时,千人汽车保有量将会明显增长。2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一个能或不能,我愿意笼统的说,不能。

2.

如果仅仅考虑用车需求,公共交通具备成为私家车替代品的基本禀赋。

从利润来源的角度看,人类经济发展至今为止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自然资源阶段和人力资源阶段。最初的工业发展的一条脉络是通过降低自然资源的耗费获取利润。后工业革命时代,大多数利润来自于降低人力资源占比,通过提高自动化程度实现的。第二个阶段一直持续到现在(插两句:A,有人说第三个阶段利润来自于降低物流成本,这个还有些存疑;B,从这个角度看,个案中比亚迪式的劳动密集型道路、宏观中所谓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都是短命的,扯淡的,甚至是反动的。如果人力成本低是一种资源,“资源的诅咒”将会格外凶猛)。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人是很贵的。

人是很贵的。人的昂贵在于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职业生涯都是一场基金定投,投入了时间、精力、聪明才智,争取的是社会的认可。这种认可可以体现在各个层面。将宝贵的脑力放在路上起步、停车、排队、并线,实在可惜。如果每天上下班开车用掉1个小时,每年在路上就是250个小时。有人说,通过司法考试需要800小时的有效学习时间,通过CPA是1200-1600小时。每年开车就用掉250个小时,无异于拿着较少的本金和别人比定投的收益。在我看来,上下班握着方向盘全神贯注斗志斗勇,不如在地铁里看一会书自在。

所以,从道理上讲,公共交通在很大程度上具备成为私家车替代品的禀赋。当然,人是复杂的,影响策略选择的因素有很多,不能把这个问题过分简单化。

3.

对需求做量化测算我做不到。后面的问题可以试着说说。

任何需求都是有弹性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提高用车的供给价格(即使用成本),一定可以从整体上降低用车的频率。这是肯定的。

问题在于,制定政策不能片面追求“有效”,仅有事实判断还不够,价值判断也是必要的。当下的北京,单纯提高用车成本,绝对不是“善”的政策。

用车就有成本。但是在当下的北京,一个白领的汽车和一个处长的汽车可能排量相同,油耗相似,但其使用成本的承担者绝不同一。如果白领的汽车自己缴纳全部费用,处长的汽车则由财政支付,那么提高用车成本事实上就是成倍的增加社会中纳税人的负担,公车的使用者是感受不到任何变化的。

据说北京有70万公车。这些公车出了完成公务,还要在假日的游乐场、夜晚的三里屯等各种场合执行公务,其使用频率成倍于私家车。“公车私用”的问题一日不解决,片面提高用车成本就不是“善”的政策。

现行体制下,这是个中国特色的无解的命题。发放用车补贴本质上是将既得利益合法化,不再新增公车指标只能火了汽车租赁公司。不患寡而患不均,体制一日不改,问题一日不解,矛盾一日不除。

再说就太远了。就事论事的探讨如是,希望能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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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看待这个辩题的:解决城市交通堵塞重在发展公共交通还是调整城市功能

晚间有机会看了一场二人制辩论赛,题目延续了二人赛的俄勒冈风格。随手记录一些杂思。供有兴趣的同学进一步批判用。

解决城市交通堵塞重在发展公共交通还是调整城市功能

1.定性:解题

发展公共交通的本质是增加公共交通资源的供给,以降低对私家车的非刚性需求,其工具是调整供给和需求。

调整城市功能的本质是通过设置、改变城市区域功能,改变实现出行目的过程中的摩擦系数,降低其中的交易成本,着眼点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换一个熟悉的语境,这个辩题有点类似于“期末自习室不够了,应该新建教学楼还是不许占座”。(当然,类比中必然存在类比不当的因素)

2.转化:方法

这样一来,原来的辩题就变成了

正方:调节供给需求更有效
反方:降低交易成本更有效

一个具体的俄勒冈似的政策性辩题被抽象化,其内涵缩小,外延扩大,辩场上的空间和余地也就大了很多。双方的立论方向可以包括如下几点:

正方:增加供给可行/有效;增加供给在现实层面可行;公交供给和私车需求存在负相关性;反方观点不具有可操作性……

反方:现实中交易成本畸高,可降,可操作;公交供给不能满足私车需求……

3.闲话:价值导向

我以为,交通堵塞问题是不能被彻底解决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在道路资源需求最大的时候(高峰期)不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必然意味着大量的道路资源在非高峰期被浪费。

一个经典的例子,一个小岛有100位居民,这时修一座小岛和外界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如果可以满足100位居民同时过桥且毫不拥挤,这样的设计在绝大多 数时刻一定是不经济的。这有点像商业银行吸储放贷,存款准备金如果时刻可以应付一切挤兑,那么银行的效益很差,因为大量的经济资本被非效率的占用了。

回到辩题,所以,这个辩题的落脚点只能是缓解、改善,只能是一个弱立论。

后续文章:《和陈怡伊探讨关于治堵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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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纵横辩论社二人制辩论赛的回忆——5、首届二人制比赛决赛前花絮(视频)

年轻人总是冲动的。于是在这个花絮中,很多当时的大牌、日后的大牌都不顾形象的尽情出演。在拍摄这个视频几十分钟后,首届中国人民大学纵横辩论社二人制辩论赛决赛分出了胜负。这是一段难得的记忆,一个愉快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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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纵横辩论社二人制辩论赛的回忆——4、首届二人制辩论赛宣传片(视频)

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届二人制辩论赛的决赛现场,放了一个之前几轮比赛集锦的视频,加了些后期制作,现场效果不错。后来人大校内不少场合都会从这里截取片段用于VCR展示。今年的二人赛视频中,还是可以看到当年创作者的影子。

可能学校里记得他的人不多了——感谢操刀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03级张琦章同学。这个名字应该是排在这个视频后面的第一个名字。谢谢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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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纵横辩论社二人制辩论赛的回忆——3、首届二人赛前的百家园室外辩论(视频)

这场比赛是首届二人制辩论赛之前的百家园室外辩论。当时没有准备DV,就用手机草草拍下来了一个视频,清晰度差了很多。之前所有关于“二人制”这个形式的创意完全是通过这个比赛进行的演练。严格意义上讲,这才是人民大学“二人制”辩论赛的揭幕战。

还记得那场比赛的辩手:许瑶、任牧、凌静祎、周峻峰。

还记得那场比赛的主席:袁珏辉。

祝任牧、袁珏辉在工作中一切顺利,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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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纵横辩论社二人制辩论赛的回忆——2、2006年9月20日第一次招新纪实(视频)

尝试过写连载,却总是中断。14个月之前,曾经写过一篇《中国人民大学纵横辩论社二人制辩论赛的回忆——1、名字》,就再没了下文。我知道这很不好,偶然间见到了纵横最新的视频,感觉很亲切。力争借着假期,多写一点。文字没那么好,那就争取多发一点视频吧。

开学后,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百团大战”。每到这个时候,人民大学的社团将展开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争斗,争夺新生,也是争夺未来。不禁想来,两年前的时候,纵横辩论社近乎疯狂的广场演讲。在教二路口最好的位置,用手持的扩音器,与那些拥有大号音箱的歌者争夺听众。俱往矣,每每回味视频,2006年的9月20日,仿佛还是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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