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度，非洲大象几乎因为过度捕杀而濒临灭绝。政府的禁捕令似乎并不能阻挡猎杀者的铁骑，直到津巴布韦政府官员想出了一个奇妙的点子，那就是将大象分给村民。猎杀者会不断迁徙追逐象群，而村民们知道自己今天分到的大象将是自己明天的财富。和猎杀者不同，村民们会适度地宰杀大象，而且他们还承担起了驱赶猎杀者的责任。结果如何？村民们变得殷实了，而大象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

这样前卫的好想法其实来得太晚了，因为过度捕猎，猛犸象已经绝迹，美国野牛也几乎灭绝。可是家养的肉牛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其原因和津巴布韦大象死里逃生如出一辙，因为它们成为了一些人的私有财产。

垄断不怕，寡头也不怕，怕的是2万亿的收入不知去向，每个人脑袋上还顶着个“所有者”的帽子。

也不是只有津巴布韦才有的做法，其实“英石油”早就被大象了。

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段子：

穷人十缺：

表面上最缺的是——金钱；

本质上最缺的是——野心；

脑袋上最缺的是——观念；

对机会最缺的是——把握；

命运里最缺的是——选择；

骨子里最缺的是——勇气；

改变上最缺的是——行动；

肚子里最缺的是——知识；

事业上最缺的是——毅力；

内心里最缺的是——胆色。

贫富差别本质上是支配经济资源的能力差别，是个相对意义的概念。上述“十缺”隐含了一个条件：缺者欲有所改变。所以，“十缺”同样适用于所有西文中所说的“anxious society climber”。“十缺”中，行动、知识和毅力，似乎更重要些。在当下这个日渐板结的社会中，还是挺重要的。

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穷人十缺”这样的提法。这些point分明是不断改善自己的关键。任何一个有自我更新意识的人都适用，不必用“穷人”这样的字眼来赚眼球。

唐德刚有著名的历史三峡论。

他将四千多年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和民治三大阶段。其中要经历两大历史三峡，也就是要经历两大历史阶段的转变。“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并说经历约200年，到大约西元2040年，中国历史将会走完第二个“长江三峡”，迎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新时代。

贝壳产于马尔代夫群岛，在南亚被当做货币使用。欧洲人把它们带到非洲，购买作为输出品的奴隶。贝壳不断输入非洲大陆，随着当地的贸易渗入了穷乡僻壤。

后来，贝壳可以作为货币与金粉和金银币并存，甚至取代后者，成为主要的地区货币。但是，非洲人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贝壳无法输出，欧洲人和其他人根本不接受这种支付手段。

逐渐的，这种单向的贝壳贸易使得非洲的资本持续流出，促成了非洲人在这个世界贸易中的边缘化。（参考Seider,1995）

直到现在，非洲依然缺乏经济发展必要的资本。按照林毅夫等人的说法，这决定了非洲的经济注定不会起飞。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代世界，美元是不是贝壳？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会不会都成了西非？

一般意义上，征服往往以“器物”的优势为前提，是建立在谋略或暴力的基础上。贡德·弗兰克说，不一定。

欧洲人随身带来的病菌乃是他们最强大的征服武器。他们在新世界横扫一切，因为当地居民对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毫无免疫力。……在加勒比海地去，几乎所有的土著部落居民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扫荡殆尽。

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进展，与其说是靠着军人和移民的武装，不如说借助于他们带来的病菌。正如Alfred Crosby指出的：“来自人口稠密地区的人们向较空旷的移民区移动时，享有细菌战的优势曾经是（现在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这种征服的速度到了什么程度？科特斯(Cortez)和皮萨罗(Pizzaro)这两个匪头子居然发现：

他们带到沿海的天花赶在他们前面传到内地。

不知当年中原人口南迁时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印象里“南征”往往受困于瘴气、恶毒，反倒是征服者成了细菌战的受害者。

(20101229)

贡德·弗兰克曾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的中文版前言中提到：

（中国）有许多（经济）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生产资源分配，包括各地之间的“人力资本”分配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以及各地内部和各地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较贫困的内陆地区日益衰落，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因此，正如在清代、甚至明代时就出现的情况，北京在经济、金融和财政方面的权威再次受到威胁。

不知为什么，读到最后一句忽然想到，最近一段时间有传言说南方某省的官场“只知道W书记说了什么，不知道H总书记说了什么”。（20101228）

我们知道，经典经济学教程中提及“公共产品”，动辄就是“灯塔”。灯塔似乎成了公共产品的代言。科斯在《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文中却说：

就我所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对灯塔的财政和管理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灯塔只是凭空拿来作为一个例子。灯塔例子的目的是提供“确定的细节，以具有艺术以为的逼真的事物来代替空洞和虚幻的叙述。”

看来西方经济学界（至少是科斯当时）也难免以讹传讹和不求甚解。

20101227

今晚做着一个乳品项目，查到了两段话。想不到现在的学界是这样看待这个行业的。看来所有的“三聚氰胺”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一个必然的起点，就是整个行业的全面失范。全行业的风险、收益、成本全面倒挂，不出事才怪。

我国乳品行业的产业链是贯穿第一产业（奶源基地）、第二产业（乳品加工）和第三产业（终端网络）。与以往不同的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产业基础优势形成与发挥。据调查，在整个产业链中，原料奶生产、乳品加工、贸易及终端销售3个主要环节的成本投入、利润分配以及风险承担严重失衡。

────俞燕：《我国乳品产业链危机分析及基本对策》，载《中国畜牧杂志》，2010.10

乳品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利益畸形分配：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获得极速发展的中国乳制品行业中，大量的乳制品企业存在着各种急功近利行为，企业竞争和扩张的同时没有同步跟上品牌竞争意识。一些企业的产品缺少科技含量，依赖低价促销，产生了不计成本的奶源争夺等恶性竞争行为；而乳品企业对奶农利益的过分挤占，造成了从产业链的源头奶农开始产生不法行为。

────刘德海，屈立波：《乳品安全：基于离散变量逆向选择的分析》，载《商业研究》，2010.1

（20101228）

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暴露出政府监管部门手段落后、监管失控的问题。在1993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产品质量法》规定了全面的“事前抽查”为主的制度, 但是在执法检查的过程中, 由于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借此抽查权力对企业进行“管拿卡要”, 利用权力进行寻租活动, 严重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因此我国在2000年制定了《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提高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有效性, 避免重复检查, 以保障符合免检产品资格企业的经营自由权。而三鹿集团正是免检企业之一, 因此逃脱了中央和地方质检部门的持续性监管。2008年9月18日, 国家质检总局决定对《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予以废止。

摘自：刘德海,屈立波，《乳品安全:基于离散变量逆向选择的分析》，《商业研究》，2010.1

20101227

读文献，读到这样一句话，很受启发：

内蒙古两大知名乳品加工企业伊利和蒙牛在呼和浩特地区属于局部的双寡头垄断厂商。蒙牛是在与伊利比附下尾随其后成长起来的, 并最终成为与伊利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蒙牛为了提升自己的品质, 弥补伊利的“不足”, 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 蒙牛初始建厂的某些条件肯定优于伊利。其中“一净一稠”就是它优于伊利的一个生产工艺。所谓“一净”是指蒙牛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奶车桑拿浴车间, 奶罐车从奶源基地每向工厂送一次奶, 都要在高压喷淋设备下进行“三洗”, 以杜绝陈奶残留污染新奶的可能, 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牛奶的原汁原味。这样的清洗设备及清洗费用给蒙牛增添了许多生产成本。“一稠”是指添加新的“闪蒸”工艺, 在百分之百原奶的基础上又剔除掉一定比例的水分, 从而使牛奶闻更香饮更浓。这一净一稠在增加产品品质的同时也增加了蒙牛的生产成本。为了避免价格战蒙牛极力向竞争对手公布自己的生产成本信息, 并且使用了间接的产品定价信号向竞争对手传递了其高成本的信息。蒙牛牛奶价格比伊利总是贵1~2 角。这样一来,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乳品市场的价格战, 还让蒙牛树立了一个“东西好自然卖得贵”的品牌形象。可见, 为了避免价格战, 寡头厂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公布自己的高成本信息是必要的。

倪学志：《应对乳品价格战的企业竞争策略分析》，《中国物价》，2006，12

这么说来，伊利的高成本信息又是什么呢？一时想不出。从这个角度看，蒙牛确实胜了一筹。（2010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