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总是以误解当做理解，一旦理解，即又转成误解。

·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

·唐是盛装，宋是便衣，元是裤衩背心。拿食物来比，唐诗是鸡鸭蹄膀，宋词是冷炒热盆，元曲是路边小摊的豆腐脑、脆麻花。

·古人说，少年读书如窗中窥月，壮年读书如阶前仰月，老年读书如山顶望月。

·马克思说人类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我认为人类只有知与无知的斗争。一切只会都是从悲从疑而来。我不知道此外还有何种来源可以产生智慧。

·说到底，悲观是一种远见。鼠目寸光的人，不可能悲观。

·希腊人看完悲剧，心情沉重，得到了净化。中国人看完了大团圆，嘻嘻哈哈吃夜宵，片刻忘其所以。

·我激赏尼采的话：体系性是不诚恳的表现。

·写作是面对上帝（艺术），讲课是面对学生（朋友），演讲是面对群众（平民）。

木心先生不喜欢孔子，不喜欢儒家。寥寥几笔，直击心窝：

孔丘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一言以蔽之：他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

孔子，既不足以称哲学家，又不足以称圣人。他是一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奇在内心复杂固执，智商很高，精通文学、音乐，讲究吃穿。他欲望强盛，种种苛求，世界满足不了他，他一定要把不可告人的东西统统告人。

而他又欣赏陶潜，笔记中与陶渊明不自觉的隔空互动，更显今古合一的灵气：

他不是中国文学的塔尖。他在塔外散步。我走过的，还要走下去的，就是这样的意象和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风筝”，我就像脱线的风筝，线断了，还向上飞。陶先生问：“不愿做塔尖么？”我说：“生在西方，就做伊卡洛斯，生在中国，只好做做脱线的风筝。”

·所有有趣的小孩子在学校走，突告母亲、姐姐送伞来，必羞臊，这是心理。小学，性质上就是伊甸园。儿童有儿童的浪漫主义，一时出现父母，即拉回现世。天堂人间不能共存，世俗和理想难以沟通。

·从西方史诗到中国《诗经》，充满比喻，几乎是靠比喻架构完成的。从前的政治家、大臣、纵横家，劝君，为使其听，用比喻；对下民说，知其不懂，也用比喻。——说明人类的智力还在低级阶段。

·人类总是以误解当做理解，一旦理解，即又转成误解。

·博物馆是人类的食篮，永远吃不完，是最佳比喻。

·希腊人当年的知识范畴如何？很狭隘。希腊人不知道世界史，不知道世界地理，不知道其他种族。希腊的得天独厚，是正确、有力、美妙的文字，表达了不朽的思想。从前有一说：诗人不宜多知世事。希腊整个文化艺术像是一个童贞的美少年。想起希腊，好像那里一天到晚都是早晨、空气清凉新鲜。整个希腊，是欧洲觉醒前的曙光，五百年光景，是西方史上突然照亮的强光。

·希腊是偶然的希腊、空前的希腊、绝后的希腊，希腊的现在，已糟糕。

·希腊精神是健康的。一开始，他们的诸神之上就有命运。从国君到国民，心照不宣地将命运置于诸神之上。希腊的潜意识，是无神。

·文艺复兴，似乎复的是基督教之宗教，其实复的是希腊精神。希腊精神是他们在宗教画中大量夹带的私货。

·希腊悲剧的通识与基调，是一切都无法抵抗命运。

·凡是健全高尚的人，看悲剧，即骄傲又谦逊地想：事已如此，好自为之。一切伟大的思想来自于悲观主义。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一开始就悲观、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中国、印度、埃及、玛雅、波斯，众神像代表权威，恐怖，要人害怕、慑服。只有希腊人崇拜美丽的权威、美丽的众神。维纳斯、阿波罗，为什么美？那根本不是一个人。美，最后带来人格的美：勇敢，正直，战死不丢盾牌。为什么美好？美就是快乐。

·知名度来自误解。

·宗教总是从情理开始，弄到不合情理，逼人弄虚作假。

·全世界的理想主义都有目标。耶稣的理想主义毫无目标。

·任何流传的信仰以误解始成。

·行善结果归功天国，易被人误解利用，偷换概念。雷锋做好事，归党，即此。

·不求甚解就是一种解。

·耶稣以圣人之心度凡人之腹，圣人很苦恼，凡人做不到。

·发誓本身已是取巧、窍门，真正的善，不必誓，否则已带有欺骗性。

·吓倒你，不彻底的，使你惭愧而悔改，才是真的征服。

·在智慧层次上，宗教低于哲学：宗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低层次的，平民的，乡愿的。善之可爱，即因无报偿。

·善人有度量，有远见，看到将来，是扩大利益、缩小弊端之人。恶是无远见的，只顾眼前，不容异己。

·弄虚作假的人其实是麻木的。他们鉴貌辨色，八面玲珑，而对自然、宇宙，极麻木。真正敏于感受，是内心真诚的人，所以耶稣见百合花就联想到所罗门。

·基督教是个人主义，西方知识分子易相信，爱人如己。中国知识分子爱信小乘，终身做起。愚夫愚妇信大乘，要上天国。

木心认为色诺芬写不好苏格拉底：

色诺芬写过苏格拉底，不敢恭维。柏拉图写过苏格拉底，帮苏格拉底忙，色诺芬帮苏格拉底的倒忙。

木心表白对古希腊三人作为真理化身的的崇敬：

生在后现代的人，如何研究这三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实是在找真理。至今，还有真理埋没在他们身上。我不忍盗墓，愿代客盗墓，不取分文。

木心更爱《新约》：

到目前为止，《旧约》不敢说读过几遍，读《新约》，无论如何超过一百遍。这不是故意求纪录。比如你与一个杰出的人物交朋友，几十年交往，谈话几百次，有什么奇怪呢？而《旧约》好比是外公外婆家，我不常去，去也是为看看舅舅的儿子女儿（即《旧约》中“诗篇”“雅歌”），和外公外婆礼貌性说个三言两语而已。

·唯物史观因找规律，爱预言，而预言皆不准。如预言工人会上政治舞台，结果是希特勒。

·说几句司马迁的坏话：他的伟大，是有限的，他的精神来源是孔老二，是儒家精神，用儒镜照史，是迂腐的。他能以孔子论照，何不以老子论照？试想，如果司马迁这面镜子不是孔牌，而是李牌，不是“好政府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那么，以司马迁的才华气度，则《史记》无可估量地伟大。以唯物史观的说法，这叫做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

·史家、艺术家，一定要从不可分的普遍性的东西中分出来。史家分出个体性，还得放进普遍性。艺术家分出个体性，不必再到普遍性。

·历史学家，是真口袋里装真东西。艺术家，是假口袋里装真东西。

·美术史，是几个艺术家的传记；文学史，就是几个文学家的作品。

·李聃、乔达摩，论智慧，应在苏格拉底之上。苏格拉底以希腊之心，问世界之大。他再问，只能问到希腊。

·《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造字者设计，刻字者出手工，后者不一定识字，前者就是知识分子。

·希腊众神之上，有一命运，诸神无可抗拒，为历来思想家承认。……中国算命，可卜生死，但从未有人问：谁决定命运？

·艺术、哲学、宗教，都是人类的自恋，都在适当保持距离时，才有美的可能、真的可能、善的可能。如果你把宗教当做哲学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宗教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把艺术当做宗教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艺术究竟是什么——我的意见是，将宗教作宗教来信，就迷惑了；将哲学作哲学来研究，就学究了；将艺术作艺术来玩弄，就玩世不恭了。原因，就在于太直接，是人的自我强求。

·整个人类文化就是自恋，自恋文化是人类文化。人类爱自己，想要了解自己。人类爱照镜子，舍不得离开自己。……女子时时揽镜自顾。男子、士兵、无产阶级，也爱照镜。

·所有伟大的文艺，记录的都不是幸福，而是不安与骚乱。

·人说难得糊涂。我以为人类一直糊涂。希腊神话是一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账。因为糊涂，因为发昏，才如此美丽。

·西谚曰：人人知道荷马，谁读过荷马？……人所崇拜的东西，常是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中国常有“诗曰”，其诗本来写的是爱情，然而后世奉为“经”。皇帝听说是“经”，也得买诗的账。《圣经》也是一些故事，后来成了经典。

·试想，如果荷马瞎了，一时恼火，跳海死，既谈不上壮烈牺牲，也没留下诗。所以说，不死而殉道，比死而殉道，难得多。

·上帝的作品：将最伟大的诗人弄瞎，使最伟大的音乐家耳聋。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主张大炼钢铁。原已超额的钢铁生产指标，终于被新指标代替了。这新指标对钢铁生产的预计是，一九五八年的生产量是一九五七年生产总额535万吨的“翻了一番”，成为1070万吨了。

关于这个指标，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著作记录：

1958年6月19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领导开会，毛问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冶金部1958年钢产指标为1100万吨（对外公布是1070万吨）。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

实际上，据唐德刚回忆，“二五”计划中这一钢铁产量大翻身，是出于一个天大的偶然。据当时分管钢铁生产的副总理薄一波的回忆：

毛泽东在1958年的6月初想提高钢铁生产量。为此，毛专门召见薄一波到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头咨询。

毛在池中问薄，1958年的钢铁产量的指标能否翻一番？刚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个身，因而随口说“翻一翻”。

毛闻言大悦，就说翻一翻吧。

他二位决策者，因而就这样决定了1958年全国的钢铁产量“翻一番”，就这样确定了1070万吨的指标了。

据唐德刚考证，这个在游泳池里“翻一翻”的故事是根据国务院体改所前所长阮铭教授，听薄一波在文革出狱后亲口说的（见阮铭：《中国大陆无程序决策》，载于1993年5月的《中国之春》）。

大鸣大放期间，“右派”人士频频出言，有些批评直指毛个人。

陈铭枢批评：

“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

张奚若批评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

反右开始，针对二人的批评，毛泽东以雷霆万钧的口才压倒了二人文驺驺的批评：

“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亩产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问题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落后的问题。古董总是落后一点嘛！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