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从斯大林说起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斯大林映射成一个暴君的形象。深思之后不难发现，斯大林无愧伟人的称号。斯大林接班不久，苏联国内盛行有两种发展考虑：一派以斯大林为首，坚持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另一派则以布哈林为代表，坚持按部就班地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循序渐进。

从应然的角度看，从理论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布哈林是对的。但是放到现实中，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斯大林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虽然理论上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从农业到轻工业，最后到重工业，资本主义道路如是，但当时国际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国内情况也是不容领导人有任何的懈怠。这个时候国家道路的选择就变得尤为重要。当时的希特勒已经磨刀霍霍，厉兵秣马，若不是斯大林也磨完了刀干掉了布哈林等一干反对者，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恐怕纳粹的铁蹄冲过国境，任苏联拥有多少战略纵深也是远远不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一国的政治最好的参照就是时间，最好的标准就在于适应客观要求，而绝不在于书本，绝不在于理论。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与我们身体成长规律一样，神经和肌肉走向哪里，骨头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只有神经脉络和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通过理论的先验我们知道，既然一个超越型的社会制度已经建立，也就是一套神经肌肉组织的干细胞系统已经建立，那么这时候的首要问题就一定是建立一个骨头架子，并且安装上牙齿和指甲，最好在拿把刀。社会总是要发展的，这是可以肯定的。和平的发展是需要保障的，对内是需要制度保障，对外需要的则要求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发展条件是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摆在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面前的发展问题，首先就是要推动我们这个饱受磨难的国家尽快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问题是大词逻辑，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表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环境。这句话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说，可以换一个说法：台湾问题不解决，两岸不统一，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这既是国内问题，又是国际问题。既要处理好民族内部的问题，又要有勇气与美日掰掰手腕。西方大国历来有这个传统，就是遇到大点的对手就想分裂人家。南北战争时候英国对美国是这样，百十年前的日本对中国是这样，十几二十年前西方国家对苏联也是这样。现在俄罗斯觉醒了，顿悟了，面对咄咄逼人的欧盟东扩，顶住压力，死也要争取一个加里宁格勒的路上通过权，就是要寸土不让。大如俄罗斯，都对区区加里宁格勒一般弹丸之地寸土不让，何况我们的宝岛台湾？

戈尔巴乔夫曾经梦想着用西方式的民主这一剂所谓的良药拯救百病缠身日薄西山的苏联帝国，结果呢，苏联分裂了。分裂了，原来这个超级大国，除了核武器的数字（恐怕即便是核武器领域，也只能谈谈“数字”）再没有什么能和美国掰手腕的了。解体十多年，北约东扩，欧盟东扩，很快被对手挤了上来，原有的加盟共和国甚至成了欧盟北约的发展对象，这不能不说是苏联帝国的悲哀。归根结底，症结还是在于分裂解体。

有那么一群文化层次不低的人，整天梦想着去做香蕉人，整天梦想着美国式的民主突然降临到华夏大地，在价值层面上，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从逻辑层面上分析一下。首先，美国式的民主，或者说是西方式的民主——美国式的民主当然不等于西方式的民主——是不是必然就适合中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必然存在着如同戈尔巴乔夫一样，改革不成反而把国家弄得一团糟的可能性存在。在这个大环境下是否还允许我们如同古时候那样的王朝兴替一般，不停地循环往复却止步不前的用自己当作试验品？退一步说，即便那种民主真的适应我国，需要我们去改变现实，改变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呢？就算是手脚冻伤了都要先泡凉水不能直接烤火何况一个偌大国家的制度变革？

如果不从“民主理论”这个角度去看，苏联的极权并非那么一无是处。至少余粮收集制的历史评价不是侵权，至少在沙俄专制传统悠远的大地上生活的人们并没有那么怨声载道。集权倒是实实在在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国力能够高效的集中到应该集中的地方去。这一点在我国建国之后也有印证。如果不是建国后的现实，哪能够做到重点工程开工，中央一纸令下多少人物怨无悔的马上搬家？遍布全国的中小型水库又要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其必需的征地工作？现实与理论在各个领域都是背离的，我们很难说在那里不是这样。既如此，也就不必如此急于求成，书生意气了。
现实中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成果不错，人民富了。富起来不容易，所以我们最好就不要再打仗了。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记得过去有人提出“野猪的自由”的概念：野猪和家猪相比，自力更生，家猪现在都有单间，也不用自己去寻找食物。但它们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现在机械化和电器化的杀猪方法使猪死时减少了许多痛苦，算是安乐死。野猪则不同，大自然给了野猪一种战斗性格，尽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死，是怎么样死。国家亦如是：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就简单了。有人统计，1820年中国GNP 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 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我们并不算强大，尽管我们牢牢的在国际中掌握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有人说，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至少是有道理的。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二战前的犹太人比现在的中国人要富多了。自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后，基督教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据讲临死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将来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苦难。屠城后犹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国而流浪于世界。高行健说祖国是随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当时祖国也确实是随着犹太人走的，先是走向发财，最后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尸炉。焚尸炉炼出了犹太人的爱国心。从焚尸炉旁跑出来的犹太人，就成了后来以色列国家的奠基者。几个阿拉伯世界的小混混就能把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炸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联合起来，也打不倒以色列。以色列远比美国弱小。这其中最关键是以色列人爱国心。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失去祖国是什么样的味道，以至后来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有些极端，对巴勒斯坦一点都不让。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没有办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曾发过财，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国家主权，有了自己的祖国，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们中国许多人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反倒淡漠了。他们想的更多的是物质幸福，觉得物质满足是幸福的本质。这种观点首先就是错误的。幸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虽然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至少可以肯定不是物质财富的满足。退一万步，即便是，没有国家，再多的物质财富也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幸福罢了。真正的幸福至少是要有保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统一，绝不能像苏联一样分裂。

发展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要好好想想最适合我们的是哪条。选定了，就坚定的走下去。道路不同仅仅是事实判断层面上的差异，永远不会在价值层面具有任何象征意义。一个国家的发展绝对不是要参照某本教材、某个国家、某项数值，而是要看看是否适应客观的真正需要。国家的强盛靠的也不仅仅是魄力、财力、火力，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巍巍中华，五千年国运，新世纪，定将繁荣富强！

2005年6月19日

　　独自一人常常思索，在法学院学习的时间已经将近三年，究竟学到了什么。我想，绝不仅仅是公共课、专业课，或者各个部门法的简单累加。古人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感谢我的法学院。她教给我诚明与思辩。

　　诚者，正心诚意也；明者，明德识礼也。“诚明”二字是一个合格的法律人的基本素质。《礼记•中庸》有云：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二者是有机统一的。记得甫一进入法学院，先要学习宪法和法理。韩大元老师和杨晓青老师让我突然想起了这八个字——正心诚意，明德识礼。想来学法学的人若有所成，务必要以内心的诚明为第一要务。我清楚地记得，无论是宪法、法理、行政法，还是民法、刑法、经济法、民诉、刑诉，没有一位老师不是在课堂上怒斥当今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没有一位老师不是在授课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没有一位老师不是在引导着我们，朝着诚明的方向前进。学过了许多专业课，可能会淡忘了具体法律法规中字面上的规定，可能会模糊了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但是永远不会被岁月忘掉，永远不会被时间抹去的，只有隐藏在书页后面那份跃然纸上的诚明。

　　搬进了明德楼，如同法大的徐显明校长所言，人大法学院如同绅士穿上了笔挺的西装。常常在明德楼的窗边思考，明德楼对于人民大学每一个法学人来说仅仅是 “硬件的改善”吗？仅仅是“笔挺的西装”吗？当旭日初升，一缕晨光撒在“明德楼”大字上的时候，当夕阳西下，二层大厅宪法浮雕反射金黄的光芒的时候，这座大楼仅仅是一座大楼？郑玄曾经说过，由至诚而有明德，圣人之性者也。诚明的法学院培养的学生，不也恰恰就应该是由初到时的至诚走向真正的明德？真正做到了明德又是一种怎样的境界？追忆先贤，嗟然叹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不仅有“诚明”二字，法学院还教会了我学会思辩。如果说诚明是法律人的基本素质，那思辩就是法律人的必备技能。

　　法学院教会了我思考。就像教育学家说的，高等教育不是技能教育，而是一种赋予人新的思维模式的教育。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法学院的学生，确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法理课有各学派的法哲学思想；宪法课中又教会了我思索人的终极价值。学刑法，可以把一个行为抽象、解构，拆分成独立的要件看待；学民法，一个“意思表示”的抽象概念都可以分解成目的意思、效果意思和表示行为。近三年的学习让我接触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各种思考方法，从书本中再抬起头来看待这个世界，多了几分理性，少了几分盲目；多了几分冷静，少了几分冲动；多了几分把握，少了几分慌乱；多了几分自信，少了几分彷徨——一句话，学习法学的经历让我真正觉得思考是一件乐事，是一种艺术。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法科学生仅有思考也是不够的。每一位法学家的学术功底都是在切磋中打下的，每一个法学界的通说也都是在砥砺中产生的。法学学科天然的就要求学生学会论辩。无论哪门专业课，都离不开形形色色的论辩。有的探讨价值权衡，有的探讨政策导向，更多的时候，各种观点激烈的碰撞之后，老师一句“留给同学们自己思考”就又引发了一场一场宿舍的辩论会。

　　论辩的本质不是对抗，是交流；论辩的目的不是说服，是思考。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成灵光。法学理论的发展是由学者之间的辩论推动的，法科学生的进步也少不了形形色色的论辩。无论是搞理论还是做实务，论辩是法科学生绕不开的功课。至于为什么要论辩，恐怕应了孟子所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法学是正义之学，智慧之学。法学院更是充满了正义和智慧的地方。人类最宝贵的两件宝物——善良和聪明——都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在法学院学习，学的是政策导向，学的是价值权衡；学的是抑强匡弱，学的是削峰平谷；学的是克己修身，学的是格物致知；学的是正心诚意，学的是修齐治平。法学院教会我本领，法学院赋予我勇气。我将毕生以此为荣耀。

　　法学院，思辩天下，大道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