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自行车是一种交通工具，是一项运动，一个健身的手段，也许，还是一种寻找安定和踏实的方法。

　　真正把自行车当作一项运动，还是在高考以后。一个朋友在Giant的车店打工，邀我一起装个码表。量化了指标之后的自行车，才算是一种运动吧。

　　开始接触自行车的时间很早，约莫两三岁的时候就拥有了第一辆自行车，很小的那种。稍大一点了就换了稍大点的。那时骑车纯属好玩，一个小胖子整天在家附近悠哉游哉摇头晃脑的蹬着车，只是为了娱乐。记得有一次为了躲一场雨，在笔直的回家的路上使出最大力气蹬车，到了家门口，突然一捏闸——很不幸，捏的是前闸——连车带人以前闸为轴在空中划了个劣弧随后延劣弧的切线呈抛物状飞出，胡乱地摔在了地上。这是二十年骑车历史上摔得最重的一次。

　　上初中了，家离学校的距离不远不近，骑自行车刚刚好。于是开始了每天骑车的日子。每天早车扛上十多斤的大书包，迎着朝阳早早地离开了家，晚上看着落日，嗅着空气中的炊烟气息慢悠悠地又回到了家。就这么日复一日的，度过了六年的时间。 每天规律的生活是寂寞的，当很多年后规律的节奏改变，才发现规律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源自于安定、踏实。

　　丢过车。曾有一句笑话："没丢过自行车不算北京人。"十年前的时候确实丢车现象非常普遍。把车放在路边，吃个饭，出来就没了；把车放在校门口，进去找个人，出来就没了。关于偷车贼有个传言一直不知真假，据说有这么一种贼，腰带上挂着一串不同型号的钩，根据不同自行车的尺寸，偷车的时候把车一提，直接把钩子钩到车座下面的立柱上，双手扶着车把，大摇大摆就把车推走了。想想实在可怕，于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保持了锁车时候锁前轮的习惯。直到又听说一个传言，据说有这么一种贼，身形灵活，看到锁前轮不锁后轮的车就直接坐上去，双手一提，让前轮离地，演杂技一样大摇大摆地就把车骑走了。当时的反应是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以后该怎么锁车。说实话，至今我也没有见过这两种贼。

　　高考以后忽然一下子没了压力，北京的非典阴霾也在烈日下一扫而光，有一段时间人就变得无所事事起来。一个朋友在车店工作，邀我一起装个码表，才算是真正骑车的开始。尽管这第一个码表是最简单的SIGMA BC906，只能统计当时速度、骑行时间和累计旅程，真正装上了还是激动了一番。骑在路上，不时地看看速度，看看平是熟悉的路口之间的距离，也为骑行增添了不少乐趣。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上网也关注一下自行车论坛。常去的是网易虚拟社区北京站自行车版，也认识了一些"驴友"，也染上了一个毛病："驴二环"。所谓" 驴"，用作名词时指代自行车，用作动词时指代骑自行车。家住在二环路边上，出门就上路，一圈回来就进门，非常方便。二环路按照网上的数据一圈是33公里，可我的码表统计每次都是37公里左右，可能是一位慢行道要多走一些路的原因吧。在二环路上最大的好处是没有太多的红灯干扰。尤其是南北二环，甚至会因为长时间的持续骑行感觉疲惫。高考后的暑假，经常是一个人在二环路上，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同道，嗖地一下从身边擦过，于是打起精神，又是嗖地一下擦过他，过一会又被擦过，又擦过他……

　　大学开学以后，家和学校的距离远多了，大概是20公里，一个正好适合自行车运动的距离。于是，大一的时候经常动骑车上下学的念头，只是忌惮于大学校内传说中来无影去无踪的盗马贼，一直不敢让自己的RedBlaze出现。有条件要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骑，于是没多久就找了两辆 锈外慧中的破车：一辆是典型的二六永久男车，黑漆漆的，其貌不扬却很轻快，一辆是杂牌山地车，轱辘出奇的宽，齿轮比很大，踩踏一下可以冲出去很远。这两辆车令我感觉踏实、安定。因为外观上实在太破了。由于长时间带码表骑行，已经对于25KM/h有了可靠的感觉，于是经常骑着两辆车中的一辆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估计当时沿途也没少被鄙视——飞快的骑个破车，背个包，典型的送快递的，还是把活耽误了的那种。

　　后来还是开始骑RedBlaze了。原因是两辆破车都很荒唐的没了。杂牌山地车是停放在家里楼下的时候因为太破了被社区的人当作垃圾处理了， 二六永久是停放在学校某处被我自己忘记放在哪了而弄丢的，真正意义的把车丢了。

　　自行车是要大修的，以前根本不知道。第一次大修的时候RedBlaze的内伤之严重令车店的师傅惊讶：所有的转轴中的钢珠都碎了，中轴已经被磨成了光棍。师傅的原话我还记得，"你骑车都干什么啊？"车店的师傅一般也都是驴友，听到我说经常骑车上下学，单程20公里，我分明感到隐隐有一种知己的感觉弥漫在车店的空气中。

　　北京冬夏温差太大了，经过三四年的光景，SIGMA906码表的架子断裂了。换一个架子要三四十，于是痛下决心，更换了SIGMA1606的全新码表。这次的功能多了：除了906的功能，还有背光显示、平均速度、极限速度、踏频统计、平均踏频、最大踏频等，自行车被武装成了健身器。换了码表没多久，就又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摔伤。这是一个晚上，学校的路灯都关了，撞到了减速带上，连车带人以减速带为轴在空中划了个劣弧随后延劣弧的切线呈抛物状飞出，胡乱地摔在了地上，幸好只是摔伤了手，还是左手。一个月没能动自行车。

　　几年下来，家和学校之间这20公里来往了不知多少个反复。越是重复这一段熟悉的旅程，越是安定、踏实。于是不规律的生活呈现了新的规律，安定、踏实带来了另一重的幸福。

中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从斯大林说起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斯大林映射成一个暴君的形象。深思之后不难发现，斯大林无愧伟人的称号。斯大林接班不久，苏联国内盛行有两种发展考虑：一派以斯大林为首，坚持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另一派则以布哈林为代表，坚持按部就班地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循序渐进。

从应然的角度看，从理论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布哈林是对的。但是放到现实中，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斯大林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虽然理论上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从农业到轻工业，最后到重工业，资本主义道路如是，但当时国际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国内情况也是不容领导人有任何的懈怠。这个时候国家道路的选择就变得尤为重要。当时的希特勒已经磨刀霍霍，厉兵秣马，若不是斯大林也磨完了刀干掉了布哈林等一干反对者，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恐怕纳粹的铁蹄冲过国境，任苏联拥有多少战略纵深也是远远不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一国的政治最好的参照就是时间，最好的标准就在于适应客观要求，而绝不在于书本，绝不在于理论。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与我们身体成长规律一样，神经和肌肉走向哪里，骨头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只有神经脉络和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通过理论的先验我们知道，既然一个超越型的社会制度已经建立，也就是一套神经肌肉组织的干细胞系统已经建立，那么这时候的首要问题就一定是建立一个骨头架子，并且安装上牙齿和指甲，最好在拿把刀。社会总是要发展的，这是可以肯定的。和平的发展是需要保障的，对内是需要制度保障，对外需要的则要求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发展条件是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摆在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面前的发展问题，首先就是要推动我们这个饱受磨难的国家尽快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问题是大词逻辑，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表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环境。这句话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说，可以换一个说法：台湾问题不解决，两岸不统一，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这既是国内问题，又是国际问题。既要处理好民族内部的问题，又要有勇气与美日掰掰手腕。西方大国历来有这个传统，就是遇到大点的对手就想分裂人家。南北战争时候英国对美国是这样，百十年前的日本对中国是这样，十几二十年前西方国家对苏联也是这样。现在俄罗斯觉醒了，顿悟了，面对咄咄逼人的欧盟东扩，顶住压力，死也要争取一个加里宁格勒的路上通过权，就是要寸土不让。大如俄罗斯，都对区区加里宁格勒一般弹丸之地寸土不让，何况我们的宝岛台湾？

戈尔巴乔夫曾经梦想着用西方式的民主这一剂所谓的良药拯救百病缠身日薄西山的苏联帝国，结果呢，苏联分裂了。分裂了，原来这个超级大国，除了核武器的数字（恐怕即便是核武器领域，也只能谈谈“数字”）再没有什么能和美国掰手腕的了。解体十多年，北约东扩，欧盟东扩，很快被对手挤了上来，原有的加盟共和国甚至成了欧盟北约的发展对象，这不能不说是苏联帝国的悲哀。归根结底，症结还是在于分裂解体。

有那么一群文化层次不低的人，整天梦想着去做香蕉人，整天梦想着美国式的民主突然降临到华夏大地，在价值层面上，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从逻辑层面上分析一下。首先，美国式的民主，或者说是西方式的民主——美国式的民主当然不等于西方式的民主——是不是必然就适合中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必然存在着如同戈尔巴乔夫一样，改革不成反而把国家弄得一团糟的可能性存在。在这个大环境下是否还允许我们如同古时候那样的王朝兴替一般，不停地循环往复却止步不前的用自己当作试验品？退一步说，即便那种民主真的适应我国，需要我们去改变现实，改变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呢？就算是手脚冻伤了都要先泡凉水不能直接烤火何况一个偌大国家的制度变革？

如果不从“民主理论”这个角度去看，苏联的极权并非那么一无是处。至少余粮收集制的历史评价不是侵权，至少在沙俄专制传统悠远的大地上生活的人们并没有那么怨声载道。集权倒是实实在在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国力能够高效的集中到应该集中的地方去。这一点在我国建国之后也有印证。如果不是建国后的现实，哪能够做到重点工程开工，中央一纸令下多少人物怨无悔的马上搬家？遍布全国的中小型水库又要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其必需的征地工作？现实与理论在各个领域都是背离的，我们很难说在那里不是这样。既如此，也就不必如此急于求成，书生意气了。
现实中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成果不错，人民富了。富起来不容易，所以我们最好就不要再打仗了。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记得过去有人提出“野猪的自由”的概念：野猪和家猪相比，自力更生，家猪现在都有单间，也不用自己去寻找食物。但它们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现在机械化和电器化的杀猪方法使猪死时减少了许多痛苦，算是安乐死。野猪则不同，大自然给了野猪一种战斗性格，尽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死，是怎么样死。国家亦如是：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就简单了。有人统计，1820年中国GNP 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 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我们并不算强大，尽管我们牢牢的在国际中掌握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有人说，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至少是有道理的。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二战前的犹太人比现在的中国人要富多了。自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后，基督教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据讲临死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将来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苦难。屠城后犹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国而流浪于世界。高行健说祖国是随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当时祖国也确实是随着犹太人走的，先是走向发财，最后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尸炉。焚尸炉炼出了犹太人的爱国心。从焚尸炉旁跑出来的犹太人，就成了后来以色列国家的奠基者。几个阿拉伯世界的小混混就能把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炸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联合起来，也打不倒以色列。以色列远比美国弱小。这其中最关键是以色列人爱国心。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失去祖国是什么样的味道，以至后来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有些极端，对巴勒斯坦一点都不让。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没有办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曾发过财，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国家主权，有了自己的祖国，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们中国许多人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反倒淡漠了。他们想的更多的是物质幸福，觉得物质满足是幸福的本质。这种观点首先就是错误的。幸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虽然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至少可以肯定不是物质财富的满足。退一万步，即便是，没有国家，再多的物质财富也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幸福罢了。真正的幸福至少是要有保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统一，绝不能像苏联一样分裂。

发展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要好好想想最适合我们的是哪条。选定了，就坚定的走下去。道路不同仅仅是事实判断层面上的差异，永远不会在价值层面具有任何象征意义。一个国家的发展绝对不是要参照某本教材、某个国家、某项数值，而是要看看是否适应客观的真正需要。国家的强盛靠的也不仅仅是魄力、财力、火力，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巍巍中华，五千年国运，新世纪，定将繁荣富强！

2005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