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归档:康健

闲暇生智慧,浪费出价值:AI破冰时代的token主张

AI 跟我说:你的 token 里有浪费。

我说:对,没错,又能怎?

每天跟 AI 协作写作、搞系统、做决策,日均消耗五千万到一个亿的 token。按 API 零售价算,每天大几十美元,一个月烧掉小两千美元。而 Anthropic 给我的套餐费定价却只是这个数字的零头。这意味着,如果每天的吞吐量维持在这个水平,包月的套餐费就像 1900 年花二十块钱包下一个月七百度电——无论一百二十年前的你用电干了什么,这笔钱都值。

我把这个算法告诉 AI,AI 的第一反应不是“确实划算”,而是——“这五千万 token 里,有多少是'用空调',有多少是'忘关灯'?”

AI 认为我的 token 里有浪费。它觉得有些消耗是“基建跑批”,有些是“全量遍历”,不是每一笔都产生了直接价值。它建议我分清楚:哪些是必要消耗,哪些是无效浪费。

这个逻辑彻头彻尾是错的。错在它用稀缺时代的成本框架,衡量冗余时代的资源使用方式。

举个例子。以前,家里周末、月末搞大扫除,全家上阵,扫地、拖地,花半天时间,累得够呛。这是“集中式重型清洁”。后来有了扫地机器人,每天下午三点半定时启动,嗡嗡跑一个小时。电费肯定多了,但地面永远是干净的。没有人会说扫地机器人“浪费电”——它只是把以前的周期性重劳动,变成了连续性低摩擦维护。

每天让 AI 遍历一遍全部 skill 文件,检查文本一致性、修正内在矛盾,本质上就是扫地机器人每天自动工作。在没有 AI 的年代,这叫“大规模审计”,得攒一攒集中搞。现在有了冗余算力,顺手一句话的事。每次遍历都能查到或多或少的不一致,顺手修好。我的 skill,永远是刚刚完成代码审计的、无瑕疵的系统。

这不是忘关的灯,这是每天锃亮的地板。

不止于此。真正让我想旗帜鲜明反对的,是AI 劝诫我的另一个提法——“不要把高吞吐本身当成胜利”。

我偏要。高吞吐就是胜利,越高的吞吐越胜利。

一个小孩面对 DOS 系统的黑屏幕,光标冰冷地闪烁。如果他不每天跟这块屏幕泡在一起,敲一些乱七八糟的命令,跑一些毫无意义的程序,他永远学不会编程。因为编程能力不是从“最优操作”里长出来的,是从高频浸泡里长出来的。他需要先跟机器混熟。

一个小孩抱着足球在操场上乱踢,对着墙反复射门,球飞到哪算哪。没有教练,没有战术,没有比分。如果有人走过来说“你这样踢没有效率”,这个建议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在训练逻辑上是错的。球感不是从最优传球里练出来的,是从没完没了的乱踢里泡出来的。

一个小孩在泳池里漫无目的地泡着,不按课表,不计圈数,有时候就在水里发呆。但正是这种看起来毫无效率的泡水时间,让他的身体学会了跟水相处。水性不是游出来的,是泡出来的。

Token 就是水,是脚下的球,是屏幕上闪烁的光标。

人要想自如地驾驭 AI,就必须在“从 0 到 1”的破冰期,把自己泡在 token 里。不是精打细算地用,是大大方方地挥霍。做一些看似无意义的事,跑一些看似多余的遍历,发起一些看似没有直接产出的对话。这不是在浪费算力,是在训练人和算力之间的耦合——训练直觉,训练体感,训练“什么时候该全量跑、什么时候局部跑就够了”的判断力。

这种判断力,节约是练不出来的。只有挥霍才行。

闲暇生智慧,浪费出价值。

就像游泳,舍不得在水里泡够,永远是“会游泳的旱鸭子”——动作都对,感觉全无。真正有水性的人,下水那一刻身体自己知道该干什么,根本不用想。

这就是“球感”,这就是“水性”。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不是来自于最优操作训练,而是出自于大量的、冗余的、“低效”的浸泡里,都是自然涌现的。

所以——

在 AI 时代的破冰期,高吞吐就是胜利。多跑就是赚到。挥霍 token 不是放纵,是投资——投资的不是 AI 的产出,是人自己跟 AI 协同的本能。

当这种本能建立起来以后,人和 AI 之间就不再是“使用者和工具”的关系,而是像游泳者和水一样——你在水里,水在你身上,分不清是你在推水还是水在托你。

到那个时候,吞吐量自然会从“多跑”进化为“跑得准”。

但那是后面的事。

在此之前,先下水,把自己泡进 token 的池子去。

“飞入寻常百姓家”:从“三千弟子”到“20 美元的文字秘书”

写作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

写作一直需要两个角色:一个负责想,一个负责记。孔子负责想,学生负责把他的话刻成竹简,最后成了《论语》。人大法学院一位教授负责口述思路,两个博士生坐在电脑前负责落盘,最后学界戏言“写出的书比读过的书还多”。工具从竹简变成了键盘,写作的结构从没变过。

问题在于:“负责‘记’的角色”,从来都不便宜。

孔子能让学生记录言行,前提是他得是孔子——三千弟子不是谁都收得起的。吕不韦养三千门客写出《吕氏春秋》,“一字千金”,前提是他得是一国之相。弥尔顿双目失明后口述《失乐园》,一万行史诗由女儿逐字记录——那是因为他有一个识字的、愿意陪在身边的女儿。到了清末,左宗棠替湖南巡抚骆秉章代写全部奏折,“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巡抚签字盖章,师爷通宵执笔。再到今天,教授身边的博士生团队,功能上也是同一个东西:替领导把脑子里的想法变成纸面上的文字。

门客、师爷、幕僚、女儿、博士生——名字换了几轮,活儿没变:听、记、理、写。

这些角色,普通人从来养不起。

这就是写作真正的外在约束。

不是你没有思想,不是你没有判断,是你没有那个“第二个人”帮你把想法落成文字。你脑子里有一套对世界的理解,有观点,有立场——但你不是孔子,没有学生跟随;不是教授,没有博士生待命;不是信陵君,养不起三千食客。

于是大量的思想从未被记录,大量的判断从未被表达,大量的“述”从未变成“作”。不是不想述,是“作”的成本太高。

荀子早就看穿了。他说: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君子跟普通人的差距不在天赋,在于会不会借力。借什么力?借工具的力,借杠杆的力,借那个“第二个人”的力。

印刷术是一次借力——文字的复制成本归零。

互联网是一次借力——文字的传播成本归零。

——只是有一个成本,从竹简到键盘,始终降不下来:把一个人脑子里的想法变成其他人可以阅读的文字。复制成本归零,传播成本归零了,落盘成本归不了零。

——这个环节需要“第二个人”,而“第二个人”一直很贵。

直到 AI 出现。

AI 是第三次借力——让文字的落盘成本无比接近于零。

孔子时代,“落盘”需要什么?竹简,刻刀,一个识字的学生。春秋时期识字率不到百分之一,竹简论斤卖、论车运,培养一个能准确记录老师言论的学生更是稀缺品中的稀缺品——折算成今天的购买力,一年的“落盘成本”恐怕抵得上一个中产家庭的全部收入。

到了教授的时代,一个博士生每月补贴几千块钱,加上学费减免、办公场地和十年培养周期的机会成本,综合算下来,每月的“落盘成本”大致相当于一两万元人民币。贵,但跟竹简时代比,已经降了几个数量级。

今天的 AI 时代,最强的 AI 模型,入门月费二十美元上下,二十四小时追随左右。你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判断标准、风格偏好做成 skill 文件——相当于给它做一轮浓缩的“学术训练”——它就能接住你的口述,整理成可以发表的文字。不需要十年培养,不需要办公室和五险一金,不需要你是孔子或者信陵君。

落盘的成本,从中产家庭的全年收入,到每月一两万,到每月二十美元——方向只有一个——无限接近归零。AI 没有发明“述而不作”——那是两千五百年前就有的模式。AI 做的事只有一件:把“述而不作”的门槛,从三千弟子、十年博士、食客三千,降到了每月几十美元。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但燕子飞进堂前,真正意义不在于省钱。

当落盘成本高到离谱的时候,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认真整理自己的想法——因为没有必要,整理了也没有人替你记下来。你的思想留在脑子里,模模糊糊,自生自灭。只有极少数人——孔子、弥尔顿、那些养得起师爷的大员——才有机会把想法变成文字,而文字一旦落盘,思想就被迫接受检验:逻辑通不通?判断准不准?哪些是真洞见,哪些是自我感动?

写作不只是记录,是萃取。 把脑子里的浑浊液体过一遍筛子,滤掉杂质,留下晶体。这个过程,古人叫“修辞立其诚”,今天叫“精确表达”。它本质上是一次思想的纯化与升华——而这个机会,过去两千五百年里,是只属于极少数人的“高端体验”。

现在,它属于每一个愿意表达的人。

世上从不缺少美,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这世界也从不缺想法,缺的是把想法落地,把想法变成文字的那“第二个人”。现在,那个秘书就站在每个人的面前,脖子上挂个牌子:入门款,二十美元/月。

“对冲式”做空“火耗归己”的美国:两百万美元的防空导弹与两块钱的鸭子

仗打到现在,该算账了。

——一枚美军标准防空导弹,报价两百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一千四百多万。北京三环一套大平层,换海湾上空一声响。

响不响我们不管。我们管管这两百万。——这两百万美元里,有多少真花在了弹体、燃料和制导芯片上?有多少流进了洛克希德·马丁的股东回购、K街游说集团的年度预算、五角大楼退休将军的“咨询费”?

按中国古人的说法,这叫“火耗归己”。

清朝征粮,地方官以“火耗”——熔铸白银的损耗——为名层层加码,送到户部的银子远少于百姓缴纳的数额。差额去哪了?归了经手人。雍正推“火耗归公”,就是把暗账摊到明面上。

三百年后,美国军工复合体做的是同一件事,“火耗”换了名目:“研发成本分摊”、“合规审计”、“供应链安全附加费”、“国会关系维护”。每一项都有个煞有介事的编号,每一项都过了一脸严肃的审计,每一项都庄重得体,合法合规——加在一起,一枚导弹两百万美元。

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廉洁问题,这是产业结构问题。

从设计到制造,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是独立的利润中心、独立的合规成本、独立的游说预算。每多一个节点,“火耗”就多一层。两百万美元的导弹,不是工程师造贵的,是链条养贵的。

一场中等烈度的防空作战,一个晚上打掉几十枚拦截弹,几千万美元灰飞烟灭。补充产能呢?洛马的生产线排期以年计算,零部件供应商分布在三十几个州——不是因为效率最优,是因为每个州的参议员都要分一杯羹。军工采购不是产业链配合,是政治分肥。

中国的制造业是另一个物种。

北京街头真空包装的烤鸭,十几块钱一只。比菜市场一只未处理的活鸭还便宜——养这批鸭子根本不是为了鸭肉——是鸭绒,是鸭杂。鸭绒摘走,去了羽绒服工厂;鸭舌、鸭肠、鸭胗、鸭血拆出来,送进周黑鸭和绝味的卤味供应链。光鸭绒加鸭杂,一只鸭子已经回收了十块钱成本。剩下的鸭腔子,在产业链里已经是副产品中的副产品,出厂批发价两三块钱一只。加上工业化烤制、塑封、物流,卖十几块钱,厂家还有利润。

鸭肉是“买椟还珠”的椟——整条产业链的利润重心根本不在这里。

没有人在低价倾销,这是经济生态的自然溢出。没有人在刻意压价,分工分到毛细血管之后,成本像水一样自己往最低处流。美国人看到的是“不可思议的低价”,产业内部看到的是“每一环都赚到了钱”——只是没有人在中间抽“火耗”。

两百万美元的导弹和十几块钱的烤鸭,是同一道考题的两份答卷。一份写满了中间商的签名,另一份写满了商业的价值,一人一笔签下了产业链的分工。

落到交易上,方向很清楚——

  • “对冲式”地做空美国。多头配美国的科技,配费城半导体ETF——美国的芯片设计能力仍然全球领先。空头配的是美国工业。道琼斯工业指数是“火耗归己”的集中体现。多费半、空道指,这个对冲本身就在说一句话:美国的设计能力还在,把设计变成产品的能力不在了。
  • “单边式”地做多中国制造。入口是螺纹钢和A50。螺纹钢是钢铁工业最标准化的制成品,也是现代基建最标准化的原材料——做多螺纹,赌的是中国大规模地把钢铁变成全球的桥梁、厂房和高铁,“基建狂魔”舞动全球。A50是中国最优质的大央企集合——做多A50,赌的是这些央企背后那条从鸭绒到导弹都能物尽其用的产业链,还在野蛮地疯狂生长。

战争是制造业的期末考试——考卷发下来,谁的工厂在空转,谁的成本压得实,谁空心,谁靠谱,谁体虚,谁精壮——童叟无欺,一目了然。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

AI Agent:能说者拥抱 AI,会道者收获耦合

驱动 AI Agent 需要什么“技能”?

——几个 markdown 文档——纯文本,自然语言,普通话,没有一行代码。没有数学模型,没有权重结构化数据,没有训练脚本,没有任何“高科技”。

AI 的操作系统,是说话,是把话说清楚。 最强大的 Agent,打开底层都是说话,都是作文。既然底层驱动力是自然语言,那驾驭 AI 的能力上限就不在技术,而在一项古老的基本功——说话。

一个熟悉的场景:用户对 AI 说“帮我写篇关于XX的文章”,几秒之内,AI 即刻交卷——结构完整,用词考究,一整篇正确的废话。为什么?因为用户没告诉 AI 背景是什么、立场是什么、要驳谁、要服谁。用户给 AI 模糊的题目,AI 还用户一堆无用的篇章。不是 AI 不聪明,是用户没把话说清楚。

同样的工具,换一个人用:需求拆成三层,每层给出判断标准,附上正例反例,标明哪些地方不许碰——出来的东西立刻不一样了。差距不在工具,在输入。

隐喻远比表象重要。这根本不是 AI 时代的新问题。

任何协作都有同样的前提——你说不清需求,对方只能猜。只不过人会揣摩、补全、读你没说出口的潜台词,于是你误以为自己说清楚了,对方误以为自己猜对了。事情往往就这么误打误撞,滚滚向前。如今 AI 把这层遮羞布扯掉了:它不揣摩,不补全,不惯着你——你的表达有多精确,输出就有多精确;你的思维有多混沌,输出就有多荒腔走板。

程序员对此不陌生。源代码过编译器才能变成机器指令,前提是代码语法正确、逻辑自洽、没有歧义。编译器不猜——写错了,报错,一步不走。人脑在调用 AI 之前需要完成的,本质上也是一次编译:把混沌的、碎片的、自相矛盾的念头,压缩成结构清晰、指向明确的自然语言。区别在于:编译器遇到坏代码会报错;AI 不报错——它猜。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思想树(Thought Tree)都梳理不清楚,指望 AI 去“猜”,最终得到的必然是算力无谓损耗后的“幻觉(Hallucination)”。

精确表达,本质上是大脑在调用外部算力前,必须完成的一次“自我编译与脱水”。

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棵思想树——主干是核心判断,分枝是推理路径,叶子是事实与细节。树形越清晰,AI 能接住的就越多,能往下走的也就越远。怕的是脑子里根本不是树,是灌木丛:没有主干,杂枝缠绕,自己都分不清哪根连着哪根。灌木丛喂进去,毛线团输出来,形散,神也散。

精确表达不是修辞,是思维。 开口之前至少理清楚三件事:

  • 要说什么;
  • 为什么这么说;
  • 不说什么。

三样都不靠词汇量,靠那棵树长得好不好。

再好的 AI 技能文件,归根结底也是人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再合身的配置,随着使用和时间推移,也会过时,也得迭代修订甚至推翻重来。书写、组织、迭代、修订——每一步的前提都是同一个:想清楚了。理不清自己在想什么的人,装不上外挂前额叶,也不可能与 AI 形成深度耦合。

AI 工具以指数速度进化,人的思维却是线性的——区别只在斜率的正、负、零。线性想匹配指数,只有一个办法:撬动杠杆,把自己的想法精确外化到 AI,与 AI 紧密耦合,将它的指数进化与自己的思维捆绑在一起。能把复杂任务拆解到 AI 可逐步执行之精度的人,和只会说“帮我搞定”然后抱怨 AI“不够聪明”“有幻觉”的人,用的是同一个模型,活在两个世界。

“沉舟侧畔千帆过”,“轻舟已过万重山”。AI 革命注定是,与写作者、程序员深度耦合,让写不下、说不出的人留在原地。

美伊战争:战争的账,决策者自己买单

小哈梅内伊也死了。

近两百年来的战争的潜规则:领袖不死于战场——被"double check"地证伪了。

拿破仑输在滑铁卢,然后被流放,不是被射杀在当场。林肯死于剧院的暗杀,不是死于葛底斯堡战场。丘吉尔熬过了伦敦大轰炸,东条英机耗到了东京审判庭。二十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但国家元首级别的人——那些决定开战的人——几乎无一死于枪炮之下。

原因很清晰——工业时代以后,战争的"距离"越来越远。步枪取代了长矛,大炮取代了弓箭,导弹取代了大炮。每一次技术升级,本质上都在拉大决策者与弹着点之间的物理距离。一战的将军在后方城堡里看地图,二战的元首在地下掩体里听广播,冷战的总统在白宫战情室里等电话。火力的杀伤半径越大,"指挥中心"反而越安全——因为它永远在射程之外。

这是两百年的常态。然后,精确制导来了。

美国对伊朗的这一轮军事打击,打破了这个常态。哈梅内伊级别的人物阵亡,国防部长级别的人物阵亡——不是在前线,不是意外,而是被精确锁定、精确消灭。这在近代战争史上极为罕见。上一次出现如此高密度的敌方最高领导层直接阵亡,恐怕要追溯到——追溯到哪里?

追溯到三千年前。

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打的就是这种仗。

赫克托耳是特洛伊的王子兼统帅,就站在城门口,亲自上阵。阿基琉斯穿着铠甲冲在最前面,一枪刺穿赫克托耳的咽喉。帕特罗克洛斯借了阿基琉斯的盔甲上阵,死在赫克托耳手下。阿伽门农是联军最高统帅,也在前线负伤。那个时代,主将即军队。主将死了,仗就打完了。

人类花了三千年,从方阵到火枪到核弹,走了一条漫长的路。方向一直很清楚:让领袖离战场越来越远,让决策者越来越安全。

精确制导把这条路折叠了。

GPS制导炸弹不需要火力覆盖。它不摧毁城市——它直接去找那个人。情报渗透、卫星定位、通信追踪,把"你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精确到了米级。当定位精度高到一定程度,"指挥中心永远在射程之外"这条两百年的铁律就失效了。没有什么在射程之外。

"赫克托耳"在三千年后复活了——以一种他自己都不会认出的方式。

不过,如果荷马活在今天,他恐怕会指出一个关键的不同。

在特洛伊城下,赫克托耳和阿基琉斯是面对面的。阿基琉斯会死吗?会。荷马早就安排好了他的结局——帕里斯的箭射中了他的脚踝。英雄对英雄,胜负未定,双方统帅都可能倒在对方面前。这是对称的。

今天不是。哈梅内伊死于精确打击,特朗普不会。不是因为特朗普更勇敢或更幸运,而是信息优势、制空权和技术代差构成了一道绝对的不对称屏障。强势一方的领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签署命令,弱势一方的领袖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定点清除。如果特朗普有一天再次面临生命威胁,那依然只可能来自暗杀,而不是战场。

这不是决斗。这是狩猎。

荷马的世界里,阿基琉斯之所以伟大,不只是因为他杀死了赫克托耳,更因为他自己也会死。谁在负责发起战争,谁就用生命承担战败的第一责任——这是现代人口中的"风险自担"、"责任自负",公平合理,童叟无欺。

天行有常。技术让战争的责任回归决策者,太公平了。

龙虾很好,但现在不要养

龙虾很好,但现在不要养。

一、电力变算力,算力变劳力

"养龙虾"这件事,真正在做的是一条能源转化链:把我们国家相对过剩的电力——特别是绿色电力——转化为算力;再通过算力,以 AI Agent 为媒介,转化成低端劳动力,去弥补白领市场的缺口。

我国未来劳动力不足几乎是确定性趋势。谁来做那些订机票、订酒店、做 PPT 的工作?答案是:一台计算机,一个基础的人工智能模型,调用便宜的 Token,就能完成原来需要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去做的事。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而推动这个过程的底层资源,恰恰是我们的优势——充裕的电力供给,尤其是西部和北部大量的风电、光伏产能。用成本优势去获取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思路非常清晰,也非常有创意。

二、对印度外包产业的降维打击

把视线再拉远一点。过去二十年,印度靠全球外包服务吃了一波巨大的红利。

如果"龙虾"这条路走通了呢?

未来的客服,不用再找班加罗尔的接线员了。深圳龙岗的一个 AI Agent 集群就能搞定。不存在口音问题,不存在时差问题,解决问题的质量可能还比真人高。

这对印度传统的外包产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性机会——谁先把"电力到算力到劳力"这条链路跑通,谁就抢到了下一代全球服务业的入口。

三、现在不需要急着"养龙虾"

龙虾很好,但作为个体,现在不要急着参与。

举个例子。智能手机已经有将近二十年历史了,从 2007 年第一代 iPhone 算起。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用智能手机,用得深也好、浅也好,这个时代我们谁都没有错过。但回过头看,你当年有没有买第一代 iPhone?绝大多数人没买。没买,也没关系。没买第一代 iPhone,不影响你后来完整地享受智能手机的红利。

人工智能这个时代也一样,风口才刚刚打开。方向是确定的:找一台计算机,装一个 AI,用便宜的 Token 去替代原来由自然人完成的工作。这个大趋势不会变。

所以从投资和交易的角度,我们要做的是认准方向,而不是急着下场。不管是 A 股还是商品市场,只要围绕"低端劳动力替代"这个方向去布局,长期一定有机会。但风口上的第一阵风,往往不是最好的入场时机。

踩到风口上,不等于现在就一定要养一只自己名下的龙虾。

反者,道之动

反者,道之动。“一超多强”的国际局势在不可逆转的松动。

“一超”的优势地位依赖三项权力作为支柱:

  • 军事霸权:以航空母舰军事范式的全球打击能力为核心
  • 全球铸币权:以美元石油、美元矿产为基础
  • 知识产权:从“好莱坞”到“显卡/CPU”

近期,这三个支柱均在经受考验:

军事霸权方面,052/055 导弹驱逐舰的作战范式已经引燃了“第三次海战革命/范式转移”。海战,从最初的“跳船互砍”大航海早期模式,到“远程扔炮弹”的炮舰模式,再到“搭着飞机作战”的航母模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范式转移。我国导弹驱逐舰的单舰数百个垂发单元,正在掀起第三次范式转移。

全球铸币权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制造业产能输出+一带一路创立人民币债权”的组合,正在挑战美元霸权。

知识产权方面,好莱坞在横店面前不再是独一无二,就连严防死守的芯片技术,也被国产的海思、平头哥一众公司突破了。关于芯片,必须纠正一个认识:没那么多场景一定要 2nm 的工艺,7nm 芯片就完全可以满足主流制造场景、消费场景。“造得出”远比“造得好”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芯片行业已经开始“复印 98 分考卷了”,大洋对岸能“手写100 分考卷”,意义没那么大。

几天前爆发的伊朗事件,在这个基础上再添一把火。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低成本的导弹+无人机是可以逼退航母编队的,是可以炸掉美军军事基地的——花小钱,是可以办大事的,中国的技术路径,是好使的、管用的。

反者,道之动。这个当口,美国越是穷凶极恶,主动升级事态,恰恰就越证明,这里面的后果是他们不可接受的。

伊朗危机下的迪拜困局,新加坡躺赢?

关于伊朗遭美国袭击一事,自媒体上关于地缘政治和军事手段的讨论已经很多了。这里提一个问题:

伊朗此刻报复谁?

报复的目标无非三个:其一,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其二,美军在中东的盟友;其三,迪拜——这个正在崛起的、未来有可能成为地区性金融中心的现代文明成果。

目前来看,伊朗最有可能报复的恰恰是迪拜。

换句话说,迪拜很可能成为伊朗报复美国的"人质"。

原因很简单:军事基地和盟友的打击成本都比较高,且边际效果有限。唯独迪拜,每击中一颗导弹,就会产生一颗导弹应有的震撼效果,边际成果是实打实的。

谁会成为最大受益者?

如果伊朗的报复真的落在迪拜身上,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两个地方:瑞士和新加坡。而新加坡受益的程度,可能比瑞士更深。

过去两年里,如果没有伊朗局势动荡这个变量,原本有大量在新加坡和香港从事金融行业的人——特别是加密货币等新兴金融领域的从业者——都在向迪拜转移。他们在迪拜注册公司、定期旅行,甚至买房、外派,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不仅是加密货币,包括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在内的许多新兴行业公司也极为重视迪拜。迪拜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意义上的、类似当年"深圳概念"的城市,正在冉冉升起。

然而,一旦局势恶化,迪拜的地缘劣势便会充分暴露。

首先是气候环境:迪拜常年处于高温甚至超高温状态,夏季气温常在摄氏50度以上。其次是资源匮乏:迪拜没有淡水,严重依赖海水淡化工厂。这两个致命弱点,在伊朗拿迪拜当"人质"的情境下,弊端将暴露无遗。迪拜并不适合成为一个避险的资产管理中心。

"非理性国家"距离模型

那么,谁更适合成为避险中心?这里可以提出一个模型:距离"非理性国家"的远近,决定了一个资产管理中心能否长久持续。

所谓非理性国家,是指决策机制不够理性、不够透明的国家。换个更直观的角度来看,就是"花钱不好使"的国家。这里说的"花钱好使",不仅指像华尔街那样正当地购买服务,也包括在一些地方通过资金投入就能搞定一切。凡是用钱能解决问题的地方,都是理性国家;凡是钱不是最好使的东西的地方,就是非理性国家。

当今世界的非理性国家,除了中东相关的伊斯兰国家外,主要就是欧洲旁边的俄罗斯和东北亚的朝鲜。俄罗斯距离瑞士较近,且具备远程打击手段。

相比之下,新加坡周围几乎没有拥有远程打击能力的非理性国家。如果非要说有,可能只有一个民族情绪相对较重的印尼算半个,但印尼的打击手段十分有限,空军力量落后,远程打击力量几乎为零。

远程打击能力:关键的判断标准

目前全世界成建制的远程打击能力只有两个来源:要么来自空军,要么来自火箭军。这里所说的"空军"和"火箭军"是指载具最终发射的场景,至于载具本身来自陆基还是海基则另当别论。

印尼不具备这样的远程打击能力,只有一点相对落后的空军。俄罗斯和朝鲜则具备远程打击和远程投放能力,特别是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二军事强国,使得欧洲的瑞士永远面临这种威胁。同样,像东京、首尔、香港、台北这些处于东八区、东九区的东北亚城市,也无法摆脱朝鲜这一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相比之下,新加坡周围只有印尼。只要解决了印尼落后空军和火箭弹攻击的可能性,新加坡的地缘政治基本上是安全的。

这里可以打一个比方:蛇可以对人发动闪电袭击,但蛇对猫却发动不了——因为猫的反应比蛇的攻击更快。

三个预测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一段时间可以预测三件事:

第一,新加坡有机会进一步巩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行业地位。

第二,新加坡政府有可能加大对美国的军事采购,特别是针对空军力量,以确保在面临印尼方向的空袭或火箭弹威胁时,拥有足够的第一波防卫力量。对新加坡而言,只需做到一点:保持快速反应,确保空战能力高于印尼即可。目前来看,新加坡的空军实力确实比东盟十国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强大。从军事理论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第三,美国证券市场上类似"费城半导体指数"这类高科技概念的ETF,依然具备很好的投资价值。地缘冲突越是升级,各国对先进军事装备的采购需求就越迫切,而这些装备的核心——从精确制导到雷达系统再到防空体系——无一不依赖高端半导体和尖端科技。无论是新加坡加强空军建设,还是其他国家更新防务系统,最终的技术供给端都指向美国的高科技产业链。地缘动荡不仅不会削弱这些公司的基本面,反而会持续强化它们的订单与议价能力。

未来的科学使用网络,也许会变成一门类似“工商登记代理”似的新的生意

在中国大陆地区,很多会科学解决上网问题的人都可以无障碍地使用闭源的 AI 模型,比如像 Claude Code 或者 Gemini。

这种情况会逐渐遇到新的阻碍。

未来一段时间,大量无障碍使用闭源模型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在C端,因为随着使用者的变多,集群效应的增强,很多机房被越来越多的使用者用作科学使用互联网的通道。四面八方的用户汇聚到了同一个机房,用同一个IP出现在闭源模型服务面前,完全就是B端“蒸馏者”的入侵姿势。

这个 IP 会被认为是非法使用,甚至是被用于非法蒸馏。闭源模型公司为了防止被蒸馏,一定会尽可能地屏蔽这种批发性质的、同一个 IP 地址来源的使用需求。

Claude和Gemini现在的做法是,直接封号。Claude Code就罢了,Google账号可是很多互联网用户的身家所系,一旦封号,后果不可承受。

真实的住宅 IP 就会变得非常可贵。技术上只说到这里。

放到更宏大的背景,未来一旦出现技术封锁,首先就是太平洋两岸的模型不能互通,到时如何搭建高速、稳定、低延迟、低抖动的网络穿透通路,并伪装成所在地住宅IP,也许会成为一门类似“工商登记代理”似的新的生意。

换一个角度理解房价

换一个角度理解房价。

以新加坡最近的 River Modern 项目为例。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都适用。

对比 Midtown Modern 和 River Modern 两个国浩地产的小区,抛开项目本身的建筑参数不谈,仅看院墙以外的周边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两个地方就完全不一样。

Midtown Modern 的优势:
• 地铁换乘:项目下方就是 Bugis 换乘站,是新加坡绿线和蓝线两条地铁线的交汇点。
• 直连核心区:两条地铁线都直连 CBD 核心区域。
• 地下连廊系统:Bugis 地下修建了完整的连廊系统,可以直接延伸到 Suntec City以及 Bugis Junction 等商业区。
• 通勤友好:从日常生活和通勤的角度来看,住在这里基本上不需要用到雨伞。

River Modern 的局限:
• 地理限制:反观 River Valley 地区,由于新加坡河的存在,限制了该地区很难拥有完整的地下连廊系统。新加坡河是一道极其美丽的“物理封印”,它直接宣告了这里永远不可能修建庞大的地下商业连廊网络。
• 产业匮乏:周围大多是住宅区,缺乏大规模的商业和办公等产业因素。
• 交通配套:该地区的地铁线只有一条新近开通的汤申线(即棕线 TE 线)。汤申线远端连接的是滨海湾地区,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开发区,而不是成熟的商业中心和市中心。

概括地说,Bugis 这种区位,商品房房价里有一大块是在买“公共品资本化”(public investment capitalization)——地铁换乘、地下连廊、就业与商业密度、步行可达性,都会长期、反复地被计入价格,最终通过房价漏斗,转化成了私人资产。

River Modern 这个小区虽然做到了极致,但也只能做到连通 Great World 的一个中型商场和汤申线的一个地铁站。这已经是 River Valley 地区公寓项目的天花板了。

从房地产小区单一项目的建设成本来看,不同项目之间拿地费用的差距并不显著:你拿地 1200 元一尺,我拿地 1400 元一尺,其实上下差不了太多。建安成本在新加坡市场也都是公允的。无论是否使用大理石,或者层高是 3.2 米还是 2.8 米,这些成本上的差别都不是数量级上的差异。

真正的天差地远,在于小区院墙以外已有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存量规模:

  1. River Valley 地区(D09邮区):虽然这里靠近新加坡河,是新加坡人最喜欢的“精神家园”,但其固定资产投资的存量规模,比起 Bugis 一带和 City Hall 一带,还是差了一个数量级以上。
  2. 投资附着物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存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附着物,一个商品房项目的价值自然也存在巨大差距。

因此,开发商不可能在 River Valley 投入更高的建筑质量或品质,去做出一个更精品的项目。那个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和固定资产的存量规模,上限就摆在那里。

这个可能是决定了房价未来 10 到 20 年长线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它的基线。

难怪有评论说:

GuocoLand 试图把一个“Coach 级别”的产品(2.85米层高、聚乙烯地板、贴脸河景),硬生生标上了一个“LV 级别”的价格(459万起步)。

这话虽然刻薄,却也不失为一种解构的角度。